乌坎模式还是通钢模式？

（二）最终处理以省委出面改变处理方式向群众让步而获得解决。　　

建设和谐社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正确对待群众。可“利益集团”总是当耳旁风。吉林省委和广东省委最终处理方针虽然是明智的，但无论通钢事件还是乌坎事件都谈不上什么“模式”，因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他不过是数以千万计的“群体事件”中的一个。若以严重性和典型性论，通钢事件在前，如果“模式”，也应先标“通钢模式”。

（三）从百姓角度自有别样典型意义在。　　

通钢事件超越了众多纯粹经济意义的维权斗争，它虽然从维持生存的经济考虑出发，但后来却超越了经济斗争升华为政治斗争。通钢事件不愧为中国无产阶级捍卫国有资产、捍卫社会主义的英勇壮举，给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狂潮重重的一击，其意义不容低估，它必将永垂青史。

乌坎事件是中国农民捍卫土地抗争的影响较大的一次事件，它给官商勾结以剥夺农民开发地产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掠夺以迎头一击。通钢工人以捍卫国有资产为目标，乌坎村民在事件中喊出了“打倒贪官”“还我耕地”口号，他们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基本诉求。乌坎事件从积极方面影响了当局的决策，对各级处理群体事件来说无疑是一剂清凉剂，它促成了当局在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低调，也延缓了旨在私有化的“土地流转”进程。　　

四，生硬牵强的普世宪政解读　　

右翼公知的集群吆喝，与《人民日报》时评文章的宗旨并不相干，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广东罩上“划时代”的光环，一是叫卖普世宪政假药。

政治眼光敏锐，目标选的也准，可惜太觉生硬，牵强附会，使人有点哭笑不得。右翼精英在中国“转型接轨”过程中成功地创造过“打左灯向右转”的“划时代”的辉煌，时至今日，“完善”得快“图穷匕见”了， 衮衮诸公似乎有点江郎才尽——不然的话，理论上怎么会闹出如此低级的闹剧呢？

市场经济大刀阔斧改革中闹出的麻烦，“大市场”未能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还是靠“大政府”保驾护航解决：改革卖地靠保驾护航，出了乱子也靠保驾护航；“大政府”保护不了，“更大的政府”出面保护……这一切，与“看不见的手”何干！与“民主宪政”何干！公知们不见望闻问切，就生硬地开出了“民主宪政”的药方，“公民社会”、“利益博弈”、“村民自治”、“法制”等一味味人参鹿茸异彩纷呈。　　

乌坎事件“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乌坎村的这种转变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又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的民主权利，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多年前官媒就有过报道，说福建农村自治后是“先富”“成功” 阶层当政，也就是说，“自治”后的中国农村基层基本形成豪绅政权，以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的结合作为“必要补充”。

《新西部》04。9期发表过一篇 《如此村民自治——铜川下高埝乡村级政权现状调查》 “摘要”这样说：“如果按目前这种选举方式进行下去,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就可能落入黑恶势力之手。”陕西省铜川市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兼下高埝乡党委书记冯百成如是说。 下高埝乡28个村子里,曾经有近乎一半的村委会主任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或上任后因经济问题而被判刑。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全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

并非左翼的著名作家梁晓声有一个专门反映村民自治的中篇小说《民选》，主人公在选举中曾有过“博弈”，但与对手银矿主韩彪无法相提并论，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支持自己。后者以自己的财势覆盖着从村到县的官民众生，“银”光四射，远及省府，县乡党政官员都是他喂熟的小鸟，公检法更是“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持异议的村民实在是不堪一击。　　

“一人一票”选举是一种迷信，不是“选举”产生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决定私有制形式；恰恰相反，是一定的所有制和政治制度制约决定着选举，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也必然支配着选举的方式与结果，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毅然用非选举的方式结束选举结果，当年的智利政变具有普世性。美国的大选无论结果如何只能从大资产阶级的两派中选择一个实施统治，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无论是训政还是宪政，他只能从蒋介石、李宗仁或孙科和胡适中做出选择。转型后的中国农村，实行“自治”的结果，多半是乡村中的强势阶级当政。

村民自治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现实严峻问题。

靠法制。

胡德平强调法治：“我希望今后当社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法治和谈判手段来解决”。　　

官民博弈，无论怎么“快卖卖光”都是市场行为，大方向，合理合法。产权改革中的“博弈”草民诉诸“法治”吗？“程序正义”不是“一律不予立案”吗？要上访求助青天大老爷吗，“程序正义”认定“三人以上为非法上访”，还有一级一级维稳责任制的截访，还有“安元鼎”作为必要补充对付。几个月内，几级政府对付村民软硬两手兼施，都是“依法行政”，“法治”能够解决，何来群体事件，还要后来省委“大政府”派工作组吗？话说回来，没有村民的以死抗争，能够有后来的“通过法治和谈判手段”吗？

“我们必须要用制度设计，特别是改革权力结构，才能真正有所制约并制衡！ 30年来，我们有不少经济体制改革特区，却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以致党内民主、党内监督、选人用人、舆论监督等等缺乏综合实验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来进行试点。因此，32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没有一个类似小岗村那样的成功样板来拷贝复制推广。所以这么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中虽然也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小胜利，但不足以集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大胜利。”　　

还是这位先生说得明白，何必绕着多的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