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 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地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的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记载了他采访徐海东时的情况，他问道：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此是后话。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和军委在给西方野战军及各军团、各师、各军的电报中说： “两个月来，西征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1936年8月1日，西方野战军西征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各部就地进行休整，准备策应红2、4方面军北上。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中共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8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保安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 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 “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该电还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文中说： 根据红军3大主力会合、东北军和我们联盟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是： 1、在9月底以前，红1、红4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与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2、10月和11月，实行3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3、从12月起，3个方面军中以1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的任务；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战运动，使之进到更高阶段。 8月13日，毛泽东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虎城。 这一天，张文彬随同做东北军改造工作的叶剑英和到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及做17路军工作的汪锋等人一起，向西安进发。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写道：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两军关系更臻融洽”。“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争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面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后来，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 “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29军继续工作；韩复渠、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6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在8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书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3人。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 “前次董健吾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 毛泽东在信中说，希望宋子文能“起而首倡”。 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 “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鲁韩绥傅晋阎3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阵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部当见习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傅作义请缨抗战，率第35军由绥远开往察哈尔、热河。5月23日，在怀柔一战重创日军。1935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毛泽东在由中共代表南汉宸送给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共的重新合作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意遵守这个协定。” 8月26日，彭德怀受命复电张国焘，劝其放弃西进计划。 8月31日，红1方面军主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皇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共中央还建议双方派出全权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