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贩与两个城管之死——从阶级角度看夏俊峰案

一个小贩与两个城管之死，——从阶级角度看夏俊峰案

赤旗

一名城管执法队员用最简单最朴实的语言揭示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管，他们的饭碗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没有了。”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9月25日，沈阳中院发表声明，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夏俊峰违规经营炸串，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即持刀行凶，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二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根据夏俊峰遗孀张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凌晨法院工作人员通知夏俊峰家属在早晨6点见最后一面，见面中拒绝家属和夏俊峰最后拍一次照的要求。当天上午执行死刑，下午火化遗体，晚上通知家属第二天上午9点去领取骨灰。

夏俊峰案经过四年的风风雨雨（夏俊峰杀城管案发生在2009年5月16日，并分别在2009年11月与2011年5月进行一审与二审），终于以杀死两名城管与重伤一名城管的沈阳小贩被执行死刑而告终。这一消息迅速成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的最热门消息之一，仅新浪微博即有412万条相关信息，还不包括那些已被删除的激越之言。以李方平、滕彪、陈有西等为首的25名自由派维权律师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根据媒体人泄露的消息，当局宣传部门发布禁令：“辽宁夏俊峰故意杀人案死刑复核已审结，将于9月25日执行，各媒体如作报道一律依据法院发布的权威消息刊播，不评论不链接，不渲染炒作。”

由于这四年多来，夏俊峰案和其遗孀张晶成为了亲民主自由派知识精英群体挑战当局司法和管制体系的一个标志性工具，所以对于这一网络重大新闻，众多左派的表现是沉默或不与置评，不得不说事实上多数左派对这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冲突，一向兴趣缺缺，而由自由派们和他们掌握的媒体在这些问题上大加发挥，当初孙志刚案和邓玉娇多是如此。

甚至还有如所谓“独立学者”杜建国之流直接将夏俊峰案与当初工伤而索赔不得怒杀台商的刘汉黄进行对立比较，并隐含得出夏俊峰暴力犯罪，实在该死的结论。（见杜建国《从汕头纵火案看劳资血案之延绵不绝》一文）。当杜建国指责自由派重“官民矛盾”而轻“劳资矛盾”时，是否扪心自问过，无视城市底层平民的生存艰难，而一味为某党统治和资产阶级政府粉饰，把同样作为底层的下岗工人小贩夏俊峰和农民工刘汉黄对立起来？这又是怎样一种阶级感情？

而且，从夏家的个体来说，在现实中除了依赖自由派法律精英、亲资产阶级民主媒体乃至西方媒体的介入，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救济手段。也幸亏有这些人的“善行”，夏俊峰案才能纷纷扰扰的拖上四年多，否则，为维护法治和统治秩序，恐怕夏俊峰的死刑早已明典正刑。

固然“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但“敌人的朋友也未必一定是敌人”吧。作为曾经发文和捐款声援过刘汉黄的左派。我姑且冒不讳，从自认的阶级斗争角度分析一下夏俊峰案，以及我认为左派对于这类小资和资产阶级维权派斗争的态度。

城管与小贩间的暴力冲突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且往往引起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讨论。既有“民粹派”为饱

受官府爪牙欺压和蹂躏的街头小贩打抱不平，并对流氓和黑社会般的城管群体深恶痛觉，也有“秩序派”宣称城管是维持城市和市场正常手续的必须手段，并对贪利狡诈弄虚作假的刁民小贩恨之入骨。由于网络活跃群体的本身构成，我们不得不说，“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青年知识工人和青年学生群体，而支持城管维持秩序的多数是社会中保守的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场争论本身成为了“小资及其无产阶级后备军”与“中产阶级”间的口水战。

假如，我们对城管与小贩的是非分析陷入到这种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则根本无法得出正确的分析。事实上无论“城管”还是“小贩”都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产物。

固然此前农村和集贸市场也有小贩，但那基本都是农民在农余时自产自销的小农生产的补充，当时存在的黑市，也多数是兼职贩子；而绝非今天城市底层贫民作为主要主要谋生手段的职业小贩。

今天各地城镇出现的职业街头小贩多数来自于城市底层贫民、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迁移进城市或求职的农村人口、暂时失业或失学的农民工与青年人。假如有其他相对稳定和丰裕的收入，其中多数人是不会从事街头小贩的。他们其实就是无法得到充分就业的无产阶级和准无产阶级。

如沈阳小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国企破产潮中被迫下岗的技校工，母亲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亲是农村户口，做环卫临时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与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妻子两人起早贪黑以烤串为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而另一起更早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崔英杰杀城管案中的崔英杰是来自河北农村的农民工，父母都是身体患病的农民。崔本身曾是“优秀士兵”的退伍军人，当时担任娱乐场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从事街头烧烤的兼职补贴收入。崔英杰因在与收缴的城管们争夺自己摆摊用的三轮车而刺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发展，城市失业、无业民众大幅增加，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村失地、失业人员大量进城，而社会保障机制缺失。资本主义统治当局要维持城市统治秩序，又无法高成本和大规模地动用警察，只有依靠城管——这种低烈度的维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来强制解决矛盾。而今天这种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开始装备装甲车和武装到牙齿的防暴械具。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城管”是“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的简称，按标准说法是对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供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城市管理的各方面进行综合行政执法。简单地说就是将其他正式执法部门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势群体和相关事务统一交给临时委托执法的机构，从法理上讲城管并非是合法机构，也并无执法权。“城管”这一机构其实是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特别是90年代后，为维持统治而特意推行的低暴力度执法单位，其主要管理对象就包括街头小贩和强制拆迁等。

“城管暴力执法”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地群众与地方政府发生暴力冲突的主要诱因。如在谷歌中搜寻相关条目，可以找到511万条。原本当局是为降低与民众暴力冲突程度而使用城管执法，在很多时候反而发展成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队镇压城管与民众的冲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云南昆明当地的城管与民众在两月中连续发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参与的暴力冲突，最后都必须依靠特警进行强力镇压。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城管队伍的构成本身也是各类底层民众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规模下岗的国企工人、无业的街头流氓无产者，求学完成后就业有困难的青年学生等。大多数合同制雇佣的城管收入并不高，仅有千余元。通过罚没小贩和接受贿赂是他们提高收入的主要手段。包括被夏俊峰杀害的城管也是来自并不宽裕的普通工人家庭。

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资产阶级）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马克思对法国19世纪中叶用于镇压工人的别动队的描述，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参考用来描述今天的城管。城管机构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公安、工商和卫生部门借调来的职业官僚，而

下层多是临时雇佣的合同工。

“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1法郎50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我们设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是否需要城管这样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地产商唯利是图野蛮开发，就没有需要城管的暴力强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劳动人民失业，就不

会有无法充分就业的街头小贩，如果没有底层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当局的尖锐阶级矛盾，也就不需要城管这种

低烈度的暴力镇压工具。

就夏俊峰案而言，可以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统治当局利用、分化和打压底层劳动人民的具体结果。并非如某些左派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操弄的“官民冲突”，乃至发展到夏俊峰死有余辜。夏俊峰是是遭受资产阶级压迫的一个阶级兄弟。

同时一些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律的知识精英在夏俊峰和相关案件中大力鼓吹所谓的宪政民主与司法神圣，并得出由此可以消弭夏俊峰和崔英杰之类官民冲突，而臻至社会和谐的结论。

我们也需对此进行揭露，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司法实践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残酷现实的欲盖弥彰，使法律终将成为民众的笑话，制度成为唇齿间的谎言，社会成为憎恨的根源。

很多左派，尤其是不少毛派同志，对于这种涉及维权的斗争，或者说涉及到直接挑战台上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群众抗争，或是仍然秉承保党救国宗旨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或是犹豫担心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利用而宁可一声不吭。

但现实是，统治当局既然已经通过其所作所为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

那么，只要专制而野蛮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无法根本消弭。统治者用来分化底层劳动人民的小贩与城管间血色冲突就将继续下去。

虽然这仍然只是局部的和改良的斗争，正如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和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为新的革命斗争做准备。一方面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和策略。

因此，一个真正的左派应该积极参与这些广泛受关注的维权斗争，身体力行地站在捍卫最广大劳动人民基本利益与民主权利的第一线，并同时揭破自由维权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与司法独立神圣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