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八、陶铸为什么迅速下台？（一）
(一)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 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 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 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
(二)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据曾志说，是毛泽东的安排。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找陶铸谈话。陶铸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 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在谢富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陶铸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生活会开了几次，始终一言不发。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总理和我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思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1,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2,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3,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4,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5,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 6,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 （对钱信忠同志）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 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一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陶铸讲话：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可以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编者按：这篇社论由陶铸主持定稿，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总精神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不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编者按：对于以上两个文件，毛泽东划了圈但并不满意。他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泽东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泽东总认为搞了１７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从这里开始，陶铸与毛泽东的分歧一步步更加显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中南局批转湖南两个报告，批语写得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但估计高了一些。 1、第五、六页，当前任务，第一条，末尾讲到“团结好两种人……”先讲“保皇派”，后讲 “反对省委”的人，把后一种人摆在第二位，还讲到“团结──批评──团结”，位置不对，“批评──团结”的提法不当，似乎他们犯了错误。 2、对于一小撮……都要“不失时机地”斗倒。太早了。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编者按：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在湖南作了一个抓“黑鬼”的报告，打压支持群众运动的革命干部。而陶铸还在大加赞扬“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对于张平化要“不失时机地”斗倒“一小撮”，陶铸认为只是“太早了”，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所以“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 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 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 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１６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１９３５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 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 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大多了！ 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耍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活！”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