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抗日爱国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女）7人；还查封了十几种抗日的进步刊物。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飈，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飈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飈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飈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飈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飈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飈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飈，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飈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飈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援绥通电，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援助绥远运动。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再次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1日，毛泽东给孙科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先生。” 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说： “敝方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暂借30万元；敝军行动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 12月2日，张学良飞到洛阳向蒋介石“尸谏”，蒋介石训斥他说： “有人在共匪未肃清之前，而高谈与日作战者，皆为国家之叛徒。” 张学良反驳说： “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什么区别？” 蒋介石蛮横地说：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12月2日，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查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央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 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毛泽东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间，毛泽东在保安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贺清华这些随从的警卫员，也跟着旁听。他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他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因为天气太冷，警卫员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的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 后来终于到了规定的烤火时候，贺清华才为毛泽东又生起了炭火。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毛泽东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他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他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贺清华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他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 “春秋时期，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间——辙乱旗靡之时。自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总结。 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10日，毛泽东致张学良，他在信中写道：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对从洛阳来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前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蒋介石到西安后住在临潼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华清池的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到华清池。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在混战中，秘书萧乃华及蒋孝先被打死，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 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俘的俘，伤的伤，死的死。 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看见蒋介石所住的3号厅的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 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蒋介石。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新城是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 与此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 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 “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周恩来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因彻夜工作，此时刚刚躺下。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电报，迅速浏览一遍，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说：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再打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立即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 毛泽东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西安，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说：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又通报给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此时刘伯承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他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了“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西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地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服从他。”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张冲则建议约请中共在南京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中共方面出面调停。 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3日这一天，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说：“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电文中又说，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革军委也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是国民党第84师师长，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高桂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党我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高桂滋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文中首先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电文中说，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发动兵谏，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电文中又说，如果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将会引起“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电文中还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电文中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说，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6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为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去延安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一行人将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遍人类历史，提出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蒋介石也常常把革命挂在嘴边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还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但他所说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谚语云：乌鸦落在煤堆上，只看见别的黑，看不见自己黑。所以，当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别人要革自己的命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惜一切手段，颠倒黑白，甚至篡改历史，把对手说得如何如何的不堪，一无是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