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薄熙来说成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劳动人民的朋友，就要故意掩饰他的历史，而这正是形形式式的重庆模式支持者的做法。薄熙来在1993年担任过大连市长，任内为求所谓发展，清拆了许多旧房，被当地人称为薄扒皮。[15]他在担任辽宁省省长的任内，省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数以百万计国企工人被下岗，而当工人起而反抗，就遭到镇压。2002年辽阳市的辽阳合金厂工人连同其他工厂工人游行抗议私有化，并且呼吁薄熙来调查有关工厂改制的贪污事件，结果得到的却是两位工运领袖姚福信和萧云良分别被判监7年和4年。人当然会变，所以其过去所为毕竟只是现在行藏的参考。然而如果客观考察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的所为，不仅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重要改良也谈不到。那篇美国每月评论文章说重庆模式“振兴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有点搞笑，因为既然重庆“容许国企，跨国公司以及国内私营部门在一个混合经济互补地发展”，那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除了公有制之外，就是彻底民主。重庆连基本公民权都缺如，谈何社会主义？至于实行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让三百万农村户口进城，加大社会福利等，表面上看可以视为福利改良。一位自由派批评重庆模式无一创新，中央或者其他地方政府早已有政策或者已经推行。苏伟的答复没有反对这个说法，只是强调重庆贯彻得怎样好。[16]问题是不管是中央还是重庆，他们所搞的福利改良，纯粹是经济利益上的改良，丝毫不涉及归还政治权利给人民。但是，没有言论及结社自由，而所有媒体都是国营，我们如何得知当时重庆媒体上有关改良政策得到落实是真的？不会出现其他地方大规模出现的官员截留或者化公为私，例如公租房结果被发现大量分发给官员？ 重庆把三百万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是很多人为此要把自己那座房子下的土地转让，再透过所谓地票交易，使土地得到复耕。表面上农民得到补偿，问题是政策落实到什么程度？当时重庆媒体不可能自由评论，倒是其他省份媒体有不少报导明示或者暗示当中的贪腐，包括过程缺乏透明度，是官员而不是农民作为土地交易的主体，农民得到补偿太少，最终多数地票都落到重庆八大发展商手里等等。[17]在一个农民被当成二等臣民的社会，农民“被上楼”的现象理所当然地普遍。 党政机关不是解决方法，而是问题所在 不是很久之前，乌有之乡曾经力捧南街村为共产主义村。其实它最多只是一个合作社，而且不是民主合作社，而是由老总王宏斌一人说了算，他老人家对此直认不讳。南街村据说给村民享受福利，不过，那是部分建基于剥削一万来自外面的民工的基础上的。2008年南方都市报报导了王宏斌与他的同事私分了部分股份，王否认，不过他的说词的说服力很薄弱。[18]不管怎样，南街村的人气已经逐渐褪色。一村社会主义的神话已经没落。对于乌有之乡来说，幸好他们又有了重庆这个一市社会主义，为他们继续带领其支持者继续仰望党中央左转提供又一个甜蜜的应许之地。他们大概想不到那个流着蜜糖和奶的应许之地那么快完蛋。 我们当然欢迎官方任何一个确实改善公民生活的措施。但是，在官吏独断之下，所谓歪嘴和尚念歪经，政策到了基层就难免走样，变成官吏假公济私。要知道，今天的国家机关，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而是问题所在。所以任何有意义的改良，必须从恢复公民权利以至一切政治权利着手，否则任何经济性改善都不可能认真落实，甚至只是变成上层统治者派系斗争的筹码。 现在有些毛主义者声言不再支持党内任何一派，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革命。这可能是好事。问题是，他们的革命理念可能跟重建公有制相连，却没有同民主选举，司法独立等基本民主原则相连，当然也没有同劳动民主制相连。一些毛主义者仍然相信，让“伟大领袖”乾坤独断不是问题，让一个“坏人”享有言论自由则万万不可。所以他们的所谓革命，仍然抱有太多从前的农民革命的元素--革命不过是让好皇帝代替坏皇帝--最多现在他们再加上产权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始终排斥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这种革命即使暂时能够为部分劳动人民带来生活改善，但是由于改善始终是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袖所颁赐，所以当下任党领袖要单方面收回这些经济利益，就简直易如反掌。其实从表面上看，今天中国已经多少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所有劳动法规得到贯彻，所有福利政策以及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全面落实。只是连官方媒体也承认所有这些好东西都没有好好落实。阻梗何在？在于官吏专政和官商勾结的恶质资本主义，在于官吏包办主义。所以，不管是想改良还是想革命，都必须以恢复民主权利先行，包括一切公民权利和结社自由，同时实行全面的社会民主改革，直至到劳动人民把握社会经济的最高管理权为止。即使我们不能立实现这些主张，但也应该从现在起以这种独立奋斗精神来启发劳动人民。 2012年12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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