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广东工农斗争的阶级性质不容篡改

2012-1-16 20:26| 发布者: 雷利| 查看: 660| 评论: 0

摘要: 毋庸置疑，广东的工农斗争，其根本性质，是阶级斗争性质，在改开前哨，窗口一经打开，就已经开始打造着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在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打造着掘墓人，两个阶级存储了三十多年了，小的斗争从未断绝，此次广东的工农斗争，比以往规模都大，这绝非偶然，实际上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因此，其斗争的性质，只能是 ...

毋庸置疑，广东的工农斗争，其根本性质，是阶级斗争性质，在改开前哨，窗口一经打开，就已经开始打造着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在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打造着掘墓人，两个阶级存储了三十多年了，小的斗争从未断绝，此次广东的工农斗争，比以往规模都大，这绝非偶然，实际上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因此，其斗争的性质，只能是阶级斗争性质，不可能是什么别的性质，企图把阶级斗争演变为民族斗争是错误的。張宏良先生在《打倒汉奸-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伟大宣言》这篇文章中，张扬并夸大其口号之一“打倒汉奸”，意在将广东的工农斗争，尽力纳入到反汉奸的旗帜之下，欲使之演变为单纯扶清灭洋的反抗力量，或演绎成民族斗争的一种模式，这种定性或引导是错误的，是以反汉奸淡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违背马列毛主义本质的，不是工农大众阶级的斗争需要，是官僚阶级维稳的需要。试图把所有在野的反抗力量，统统纳入到当朝的统治需要或可控范围之内，尽可能由人民这股反抗力量去对付来自右翼的宪政民主压力，并将其涂抹上“反汉奸”的正义色彩，以鼓励并激发人民以反汉奸为主的积极性，并由此淡化阶级斗争观念，这样做只能对当局很有利，等于帮助当局一箭双雕，左右火并，由此坐享渔人之利，便于继续维持财富私吞、权力私分的格局，而不至于同时受到甚至可以一并摆脱来自人民革命或西方民主两个方面的夹击。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西方列强被勾引进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就必然要受到中外两方资本的剥削，因此在任何拥有外企的地方，一旦发生反抗压迫的斗争，也就必然携带反帝反汉奸的性质，但这个性质只能是自然携带着的性质，不是本质性质，本质性质必然也只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实际上是三十年以来一直潜在着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然突发与外现。所以，将广东工农斗争界定为或企图界定为反汉奸运动，是错误的，也是不合于客观实际的。
汉奸固然该打，难道包庇或竭力维护政治骗局，就不该打了吗？如果我们整天抽象的谈东论西，就是不触及阶级路线这个本质问题，与三十年以来的忽悠理论，岂不是一脉相承了吗？只需贴上左翼标签，再融入民族义愤，便有众人趋之若鹜，真是可笑之至，可悲之极。
反汉奸安全，反当局危险，谁会不清楚？
反汉奸对不对？当然对，但不是根本。即便反，也不能把汉奸与走资派割裂开来反，因为是一回事，还不能只反汉奸崽子，不反汉奸头子，因为上下是一体的，更不能脱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抽象地反汉奸，因为汉奸只是投降卖国路线的必然衍生物。如果一味地抽象反汉奸，无疑是别有用心，或故意转移斗争的根本方向。
对三十年以来令人恶心的政治骗局，没有义愤、揭露、乃至丝毫反感，反而竭诚效命，亦步亦趋，及时歌功颂德，其紧跟甚至不亚于任何官方媒体，如此左翼舆论导向，究竟是谁才需要的导向呢？难道会是被压迫者吗？任何人民学者或人民战士，都没有理由这样做。即便主席在世，也是不免要批的；即便鲁迅在世，也是肯定要骂的。
其实压在人民头上最沉重的大山，就是特色走资派造就的糟糕格局，是这种糟糕格局造成了生灵涂炭，包括被转基因、汉奸滋生、领土沦丧、国格被损等一切恶相，皆源发于此，而且，还给中国未来的人民正义斗争与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麻烦。试想，倘若去砸赤裸裸的婊子铺，直接到那里砸了就得，而且正当方位，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压力。而要去砸立着巨大贞节牌坊的隐匿婊子铺，则很是麻烦，需先干倒拦路的巨大牌坊，再寻觅到隐匿的婊子窝，费了大量时间和工序不说，还要承担巨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因为还有许多人迷恋贞节牌坊，认为你在干大逆不道的事。所以，假以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招牌行营私舞弊之实的特色走资派，煞是可恨、可恼、可恶。人民大众的政治情感已经被他们伤透了，假如我们不全力帮助人民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非本质处转移人民注意力，往最轻里说，至少也是对人民政治情感和政治愿望的一种亵渎。
在泛左翼里，该力挺的不力挺，不该力挺乱挺一气，对不疼不痒的东西，不惜浪费笔墨，与庸俗媒体炒作无聊名人颇有趋同之处，很是表现了浮躁、世故、或者不够成熟的一面，如果真毛派被伪毛派所操纵，人民派被维稳派所驾驭，正义者被媒体戏子所笼罩，那无疑将是人民的另类悲哀。
汉奸要反，国贼更要反，两者其实是一回事。窃国大盗有罪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判定这种罪。中国整天搞法制建设，便是搞到驴年，也不会有人针对当官的制定法律，因为总是溜须第一，公理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追逐的也往往是伪体面，且有着天然的寄生性，至今仍是狗性第一，人性第二。在中国做官基本没有实质性压力，再平庸无能也能混上一两届，因为有权谁都捧，反对者罕见，拍马者甚众，由此决定当官比较容易，极易滥竽充数。有特权没特法，好得了吗？前不久报道，有个西方总统（忘了哪国的了），只涉嫌五十万不明交易，就已经面临下台危险，中国怎么样？别说五十万，就是五十亿，伍佰亿，五千亿，也会屁事没有，有也查不到，没人查，没人敢查，当哑巴。在台上没事，下台了仍有余威，配置了自己人了嘛，你看江氏，下台十年了啥事没有，所以连西方总统都羡慕在中国做官幸福，因为莱温斯基那点儿事要是发生在中国领导人身上，不要说追究，连暴露都不可能。对如此政局风格，至今还有人廉价捧臭脚，变相帮着维护特权，别人这么干也便罢了，当左派毛派的也这么干，就很是让人倒胃口。要当婊子，就不要立牌坊，谁也是如此。既要讨好公众，又要讨好特权者，还要出大名获大利，那能行吗？净想好事。违背大道，谁也不行，邓这样干都露馅了，何况别人呢？
出于对人民事业的极端负责，有些话实在不得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