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 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 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 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 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 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 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 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 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 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 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 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