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二章） 六、左倾路线百曲折 赣县革命多磨难 我感叹历史，人们知识的积累，主要靠实践，靠历史知识和科学推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繁华、进步、人们总爱忘却或忽视过去的历史经验，孰不知曾经付出多少流血、牺牲的曲折路，不仅造就了一个历史的开端和进程，还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和复杂性神仙难断，以高敖而无知的“事后诸葛亮”妄加评论历史，即脱离了当时的历史限制和前人的觉悟能力，又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吸取教训。忘忽所以，忘却历史不仅仅是背叛，更有可能重蹈的历史的苦难，让人们不知所措。当细雨无声的苦难逐步演变为现实时，才感到历史的倒退和新苦难临头，为时已晚矣。 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守僵化的“历史教条经验”，因为实践总是根据社会演变而变化的。实践总是最为生动活泼，刺激、创新，丰富多彩的。面对新实践的过程，也是推陈出新、新陈代泄的过程，实践是否正确必然要经历真理的考核和大浪淘沙般筛选。以史为鉴，不在重大的方针路线重复犯错误，永远站在大多数群众利益一边，不倒退，我们的步伐将走的更加稳妥些，历史进程将更快些。 三十年代正当革命澎渤发展之时，在党的中央高层领导中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提出了“左倾”的错误路线，或称苏俄模式的教条主义，开始排挤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总前委的领导。在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他们认为国民党是经不起打的，提出了集中红军力量首先攻打大城市，应当在全国的大城市掀起第二次“革命大暴动”，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即能很快实现。而毛泽东等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面对国民党以精良装备的5比1的进攻兵力下，并采取步步为营、全面合围的战略下，我军只能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要在十八字的游击战术指导下，陷敌于苏区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努力巩固苏区，团结全党全军和民众，长期地不断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即使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也从教训中总结出政治、政权双刃剑的利害性，有针对性的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论调。每占领苏区一块土地，立即组建其伪政权，开始笼络收买人心，实行“联座保甲制”，并派进大批AB团分子，打进我苏区党政军内，进行造谣破坏，离间策反，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为蒋介石确立其统治地位创造条件，公开和暗藏的斗争显得十分尖锐。 AB团是个极端的反共组织，“四、一二”政变后，首先由南昌的反共分子组成。后经过蒋介石反动集团不断吸收括大队伍，并训练成极端反动的特务骨干。对当时的苏区及我党的危害性很大，其破坏性的手段也是空前的凶残，内外勾结，瓦解队伍，暗杀投毒，搞情报，使我们的军政吃了不小亏。在面临生死存亡阶级斗争的非常时期，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或其它政权，为了保卫政权，都必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消灭最危险的敌人。 1931年初上级派来了中央特派员李绍九（湖南人，中央保卫局干部），担任了赣县肃反委员会主席，赣县地方武装的政治保卫局变成专职肃反机构。下设局长，看守所、侦察科、保卫科、裁判部、政治保卫队共几十人。它的职能，是专门调查与逮捕一切违法和破坏分子，严惩企图颠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上级指示，颁布了惩治地主、劣绅、坏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条例，其中规定：“逼租、逼债者杀；包庇土豪劣绅者杀；流氓地痞吃鸦片烟而屡教不改者杀；通敌者杀；进行反革命活动者杀；颠覆苏维埃政权者杀。”坚决的无情地处决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这无疑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纯洁革命队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否则红色政权将难以存在。 一场运动的掀起，总要涉及到很宽的面，我们的红色警卫营也难以避开，即要受到上级的审查，也要受到内部的审查，每个人要查历史，查经历，提供证明人。营的肃委由刘同和营长、罗亦经连长、谢党代表、还有当选为士兵委员会主席的我组成，加上党团骨干组成了肃反十人团。这是一个权力相当大的组织，我们按上级布署开始排查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肃委十人团，首先由上级组织审查。后来经过检举，我们特务连有一个姓刘的人相当可疑，经过慎重地调查、取证，这个人的确是赣州派来打进我军的特务，定性为AB团分子，并在他缝在衣服的夹层中找到了未送出的情报。经十人团审问后，他交待了执行任务的内容，联络的方式，按线索我们打掉了由多人组成的一个情报组。这个人后来押送到县委，交肃反委员会审判核实处决了。 刘营长及两位连领导对肃反工作相当慎重，一再告诫十人团成员：“肃反工作必须慎重，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对拿不准的更要慎重，不要乱杀人。人的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这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毛主席也一再重复过这句话，其意义更为深刻。解放后我搞政法工作时，这成了我的座右铭，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之更慎。 但革命的道路是那样的不易和难走，我们在同残暴的反革命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同时，还会面临党在不成熟时期的种种错误路线的侵害，毛主席曾高度地总结；“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以王明、李立三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从1929年底开始发展为“第三次左倾路线”，过分的夸大了敌人的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的估计了暗藏的敌人的能量，而不信任自己的同志；过分的相信敌人的诬陷及假口供，逮捕了忠实的同志，不适当地肃反扩大化，一度造成了紊乱恐慌的局面。 王明抄照苏俄巩固革命政权初期的经验，“左倾”路线在进一步地深化，提出了革命队伍必须实施“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队伍化”，“百分之百的纯洁革命队伍”的要求。于30年初开始了肃反运动，进而提出了“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使肃反工作偏离正常轨道而扩大化。真理多迈出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和可怕的错误。 李绍九应当是执行“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曾在宁都把红二军一部分干部、战士当成AB团杀了。到了赣县又分几批把外县押来的200余人犯，当成AB团枪决了。我们赣县最早闹革命的一批干部，包括南路兴、赣、万三县分委书记罗寿南、秘书长朱曦东、组织部长钟锡球、宣传部长张芝惠等人，在特务及AB团份子的污陷下，肃反团不加以核对，听信了一些人的伪造口供，先后在肃反中被自己人杀害了。当我从赣县地方武装部队编入正规红军部队时，肃反仍在进一步扩大化，9月又杀掉了赣县县委书记钟熙堂及继任书记曾正先、县苏维埃主席彭绍光，几乎杀光了县一级干部，县委仅存留了一个炊事员。区一级干部人人自危，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成了“革命的对象”，群众干部中“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群众会议、党团会议都要提心吊胆。我二叔曾被怀疑，由于干部群众担保而没有遭到逮捕。这时期AB团及反革命分子，寄来大量编造的匿名信，又诱导肃反干部，不加区别地，错误地伤害了许多忠诚的好同志。干部死的死、逃的逃，造成了多个区的工作混乱。杀了我们曾为之敬仰和保卫的许多好领导，为之挽惜。 这几乎是无法无天的行为，遭到了广大群众干部的强烈反对，不断向中央写信，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多数人采取消积不配合的行动，抵制这种错误的行为。我们红色警卫营刘营长及罗连长，谢党代表是三位极好的同志，在肃反工作中相当慎重。当极左的肃反扩大化时，以军事任务重，而设法避开了执行左倾路线，或不明不暗的向受迫害同志通风报信，红色警卫营也有一些人受到审查，但总的损失不算大。但肃反扩大化使我们震惊和相当悲痛。 白鹭区委书记钟隆仪，看见县委主要领导被捕后，返回后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他指出：“李绍九肃反杀的尽是共产党员，而不是AB团，这绝不是正确路线，否则我们会被杀光，革命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经研究决定要立即缴李绍九的枪，押送瑞金中央政府。 后因联络信件被查出，李绍九以“白鹭事变”要捉拿钟隆仪、卢浪宗和陈许稷等主要领导。被关押的钟隆仪逼得无路可走，在白鹭三元宫的观音殿墙上写下“拥护真正的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打倒李绍九！”“我死了希望共产党员为我报仇”等遗言，上吊自缢死了。卢浪宗，陈许稷两位干部逃上山，相继自杀身亡，白鹭区政府失去了主要的干部，余下的干部避免被再抓，全部搬到了山上去办公。 在李绍九乱抓乱捕人之时，赣县不少党员干部设法“请假”，跑到瑞金申诉告状，反映了大量情况。中央决定将李调回查处，他又安插了两个人继续执行肃反工作，任命钟义金为政治保卫局长，任命刘让林为白路鹭区委书记，这两个人继续执行左倾路线，又造成一些好同志被屠杀。赣县干部党员的反应，引起中央和省里的重视，派省裁判部部长郑达慈来到白鹭、田村调查，并及时对被逮捕的人犯进行重审，大部分被无罪释放。随即中央下令逮捕了钟义金、刘让林二人，押送到瑞金法办。 之后中央苏维埃政府，在毛泽东主席指示下，坚决抵制左倾路线，使肃反扩大化问题作了力所能及的纠正，给错杀的同志平了反，释放了错判的同志。收回了杀人裁判权，明确命令，不准乱杀人：“捉到的贫、雇农就地释放，捉到的地主、富农不能释放的，需要押解到上一级机关处理。”“要极为慎重地处理肃反中涉及到革命队伍中的同志。” 这个时期的左倾路线，不仅仅涉及中央苏区，连鄂豫皖、洪湖，川陕等革命根据地同样被左倾路线所支配。政治、军事的左倾险主义，导制战争的失利，内部肃反扩大化，曾使几千名忠于革命事业的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战士遭到屠杀，给革命造成非常惨痛的损失。而且这个第三次左倾路线持续时间很长，并导致中央苏区和川陕革命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才真正结束了王明的左倾路线。 我们的党，对党的历史上所产生过的左右倾路线，相当看重对它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从中提高认识和时刻的警觉，避免重复发生同类的问题。但并不着重追究犯错误同志的责任，因为多数同志对革命忠诚而没有私心，对党贴心而没有私欲，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反悔走革命的道路，决心改正错误更加忠诚地为革命奋斗。这些错误的发生，是因为在我们党短短地奋斗历程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物，多数还是20出头不到30岁的热血青年，他们有革命奋斗的志向和情阶段，因此在思考问题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多偏面性，盲动性。在革命胜利时，又容易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局部胜利的经验，推广为普遍实践的经验，从而忽视了对中国社会特性的深入研究及分析，犯了主观主义及冒险主义。王明等一些同志从苏联学习归来，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照搬照抄起十月革命的经验，犯了本本主义及经验主义。许多人没有树立起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因而脱离了“实事求是”这样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可以说我们党的奋斗历史，是在不断犯错误又在不断纠正错误中前进，在不断走曲折失败的路，又在总结曲折道路和总结失败中成长起来的。 毛主席非常善于总结革命胜利或失败的经验，从而在各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在延安所作的多次政治报告中，相当幽默地讲到路线斗争的问题，他曾讲过：我们应当感谢那些犯过左右倾路线的同志，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和先生，“深刻的教训让我们党今后少犯些错误少走曲折的弯路，从而帮助我们更快掌握唯物辩证法，提高我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迫使我们多搞调查研究，按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办事……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是好同志”这句话变成了我们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方法，成为我们“团结、批评、团结”的重要原则。犯了错误的同志不坚持讳疾忌医，只要不叛党不叛变革命，不坚持错误立场，勇于改正错误，我们的党一定会帮助他认识问题、减轻包袱、轻装上阵，不断地成长起来。 我们的党曾经历过1925到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妥协机会主义路线；经历过1927年到1930年王明（陈绍禹）、李立三（李隆郅）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经历过1930年至1935年更长时期的王明、博古（秦邦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经历过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每当老战士回忆起这些路线斗争时，总是怀有苦涩和悲凉的感觉，它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死了很多的好战友，丧失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分裂了革命的队伍，推迟了革命的成功时间。在任何时期，正确的路线都是我们成功、繁荣的生命啊！因此我们也特别珍惜和崇敬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领导。几次大起大落，几乎总是在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揩净了身上的血渍，从大失败中从头干起。但路线斗争也是革命事业的台阶，是从低处向上爬升的台阶，当我们爬到高山之巅回望时，虽然波折的往事切腹难忘，那已是新征程的思想财富了，和胜利相比，那损失只是我们应交的学费。我们之所以如此的执着，是因为我们在消灭那人世间悲惨痛苦的轮回，是在那么艰难、复杂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中，在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下，在没有成熟的认识论和更多的实践经历中苦拼。要勇于革命的人，那有不犯错误的？革命的道路那有不曲折的，千折百回方成路啊！革命的胜利让我们更加成熟，革命的曲折和胜利使我们更加冲满了信心，才有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更伟大的事业又在等待着我们去继续奋斗。 (陈泽涛发于昆明 2011年6月24日 0871-4178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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