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如无意外，薄熙来上诉案将在本周五由山东高院公开宣判，薄案终于划下句号。不过有关薄熙来现象的反省和思考，仍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两位著名学者和传媒人对薄熙来现象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周舵的评论称：“海外舆论普遍低估了薄熙来的民众基础，多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解读薄案。薄熙来在中共高层当然不乏同情者甚至同伙，但他的政治才能却不限于此。薄还是一个古希腊人所说的‘僭主’，他们借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大力蛊惑煽动底层民众，藉社会危机和群众拥护上台执政，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大独裁者。拿破仑、希特勒、阿根廷的贝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泰国的他信等等，都是这一路人。”
周舵是参与八九民运的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監禁，出獄后多年来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薄熙来狠踩执政党的痛脚：官僚主义、特权腐败、贫富分化、犯罪猖獗等等；然后利用手中不受监督约束的巨大权力，一方面滥施淫威、一意孤行，另一方面也瞄准民众的不满，运用毛泽东式的手法大力讨好底层民众，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他的手法相当奏效，赢得了极为广大的群众支持。”
这篇在明报披载之前已经在网络广为流传的评论认为：“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改革的严重滞后，极左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当前的中国向极左旧制度倒退的危险决不能低估——在选择了错误的激进民粹民主化道路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假使现在实行普选，谁会得到多数选票？十之八九是薄熙来，最没有希望的恰恰是自由宪政派！”“薄熙来案理应给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开了一味醒脑剂，让他们明白好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不仅仅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简单。非常可悲的是，薄熙来不但没有让国人清醒，正相反，他反倒成了一剂迷魂汤，让国人更迷糊，思想更混乱了。”
香港《明报》署名刘进图的评论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及哈佛大学两位学者艾塞默鲁和罗宾森（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合著的《为何国家会失败》（又称为《国败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提出了警告，指中国的政治及经济体制若不向‘广纳式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迈进，让更多人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继续由一小撮统治精英以‘榨取式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独占权力和财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消失。刚审结的薄熙来案为这个警告提供了适切的脚注。”
刘进图是香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报纸之一《明报》的总编辑。他认为：“薄熙来案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一个省或市的领导人垄断了辖区内的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传媒等权力，区区公安局长就可以狐假虎威，藉打黑之名随意掠夺商人的财富、包庇杀人灭口、监听权贵政要、收集黑材料作日后要挟之用，领导者可以随意将异见者关进黑狱一控再控、协助政商界盟友积聚巨额财富、收买中央政要编织政治保护伞、爆料抹黑政治对手，这对中共统治集团造成的威胁，其实比民众的不满更严重。”
刘进图曾经派驻北京多年，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各界有广泛的接触和观察。他认为：“改革肯定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这就是中国当前立于十字路口的写照。内地知识界对这形势洞若观火，有人主张攻坚，直接改革政治体制，例如将民众海选从基层村政权提升至县和镇、区的层次，也有人主张引入分权和制衡，例如将各行政级别的执法及司法权力收归上级或中央，以垂直领导代替横向领导，令省市一把手不能随意干预公检法的运作，令司法回归专业，减少冤假错案。到底哪一种改革能够令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广纳式体制’，从而为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支撑，认同改革的人可以再三辩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单靠经济开放而政治抱残守缺就像一条脚走路，是不可能走得长远和持久的。”RFI
周舵是参与八九民运的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監禁，出獄后多年来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薄熙来狠踩执政党的痛脚：官僚主义、特权腐败、贫富分化、犯罪猖獗等等；然后利用手中不受监督约束的巨大权力，一方面滥施淫威、一意孤行，另一方面也瞄准民众的不满，运用毛泽东式的手法大力讨好底层民众，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他的手法相当奏效，赢得了极为广大的群众支持。”
这篇在明报披载之前已经在网络广为流传的评论认为：“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改革的严重滞后，极左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当前的中国向极左旧制度倒退的危险决不能低估——在选择了错误的激进民粹民主化道路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假使现在实行普选，谁会得到多数选票？十之八九是薄熙来，最没有希望的恰恰是自由宪政派！”“薄熙来案理应给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开了一味醒脑剂，让他们明白好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不仅仅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简单。非常可悲的是，薄熙来不但没有让国人清醒，正相反，他反倒成了一剂迷魂汤，让国人更迷糊，思想更混乱了。”
香港《明报》署名刘进图的评论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及哈佛大学两位学者艾塞默鲁和罗宾森（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合著的《为何国家会失败》（又称为《国败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提出了警告，指中国的政治及经济体制若不向‘广纳式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迈进，让更多人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继续由一小撮统治精英以‘榨取式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独占权力和财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消失。刚审结的薄熙来案为这个警告提供了适切的脚注。”
刘进图是香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报纸之一《明报》的总编辑。他认为：“薄熙来案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一个省或市的领导人垄断了辖区内的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传媒等权力，区区公安局长就可以狐假虎威，藉打黑之名随意掠夺商人的财富、包庇杀人灭口、监听权贵政要、收集黑材料作日后要挟之用，领导者可以随意将异见者关进黑狱一控再控、协助政商界盟友积聚巨额财富、收买中央政要编织政治保护伞、爆料抹黑政治对手，这对中共统治集团造成的威胁，其实比民众的不满更严重。”
刘进图曾经派驻北京多年，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各界有广泛的接触和观察。他认为：“改革肯定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这就是中国当前立于十字路口的写照。内地知识界对这形势洞若观火，有人主张攻坚，直接改革政治体制，例如将民众海选从基层村政权提升至县和镇、区的层次，也有人主张引入分权和制衡，例如将各行政级别的执法及司法权力收归上级或中央，以垂直领导代替横向领导，令省市一把手不能随意干预公检法的运作，令司法回归专业，减少冤假错案。到底哪一种改革能够令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广纳式体制’，从而为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支撑，认同改革的人可以再三辩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单靠经济开放而政治抱残守缺就像一条脚走路，是不可能走得长远和持久的。”R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