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建立苏维埃政权 当选苏维埃代表 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失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连占我东北的沈阳、海城、四平、长春、营口、抚顺等大片国土。东北军丢枪10万、丢炮3千、丢飞机260余架。日军烧杀奸淫、洗劫掠夺，国人震惊。蒋介石忙于“围剿”及应付两广军阀倒戈，竟提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们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国联主持公道”。张学良将军背着黑锅，把东北军撤进关内，引起全国各城市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请愿，掀起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民主运动。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评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坚持内战的政策，号召全党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到反侵略的战争中去。蒋介石一边实施武装镇压群众反日运动，一边提出“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这让国民党各派系找到借口，同床异梦地出现了广州南京两个政府，国民党内部分崩离异，昔日为友，今日为敌，各怀鬼胎，翻云覆雨，开始了逼蒋介石下台的闹剧，12月蒋介石再施“以退为进”的伎俩，无奈下野。 国民党内外交困、貌合神离、争权夺利，互相暗算，使我中央苏区有了一个喘息机会。在总结第三次反“围剿”战果中，红军开始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红军稍适休整，立即投入地方工作，抢收抢种，恢复苏区经济。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掀起拥军爱民，扩大红军运动。军事上实施对外扩张，准备在赣南、湖南、闽西再争取夺占20个县400万人口的区域。 首先在苏区内实施“清扫土围子”军事行动，坚决拨除几百个地主武装据点，清除经济军事的阻碍，以巩固苏区的红色政权，确保发展壮大。 10月初，我三军九师转回余都，集中兵力打马鞍石和上堡的土围子。上堡土围子高约五六丈，厚有丈余，红石条垒砌，围长约一里。估计明清时已构筑，又经数年加固，墙楼设碉堡、枪眼，内有房屋近百间。土豪地主纠集千余靖卫团裹胁百余群众固守抵抗，有充足储备及井水，四周广野平地，无任何地形掩护，极难接近。为了不伤及土围子内的平民，我军没有直接向土围子内调射迫击炮，以枪炮直打土围子厚墙，但丝毫没有作用，数次云梯攻进，被其密集火力击退。我军采用政治攻势，做匪兵亲属工作，去喊话又遭其枪击。靖卫团总竟按“联座法”，在墙头枪杀来喊话家属的靖卫队员。我们派出谈判代表 “竟宰来使，挂头于城门”。这暴行引起了红军百姓愤慨，也动摇了靖卫团队员的斗志，群众愤而自愿支援红军打土围子。我们在群众支援下，挖交通沟逼近土围子，再打地下坑道一步步逼近高墙之下，匪徒从墙上投手榴弹和黑火药炸药包，阻止我军进攻。我们调集全军最优秀射手，一个个敲掉敢于冒头的敌人，吓的敌人不敢往墙下看。用了半个月时间，坑道挖到厚墙之下，推进一两口上好棺材，装足炸药，实施“棺材爆破”。爆破前三天，进行日夜不断骚挠，硬弓射传单、射火箭或调上两炮，弄的靖卫队员疲惫不堪。预定临辰5点炸药，攻击土围子，我们炊事班设法弄了一顿好吃的，3点送上前沿。随着两声巨响，炸垮了厚厚的围墙，部队和赤卫队在机枪掩护下冲进了土围子。我们炊事班举着扁担跟着冲了进去，一阵“缴枪不杀!”“放下枪!红军优待俘虏! ”逐屋分割，顽抗的敌人立即被击毙。不到一个小时，天刚亮，千余靖卫队员举着手投降了，许多敌人来不及穿衣服，光着屁股跑出来：“别开枪，我们投降!”共缴枪几百枝，大刀、梭标、土枪、土炮堆成山，缴获了万担粮食。太阳刚升起，被绳子捆成串的匪徒们被押出土围子，数千群众跑来观看，怒不可止的群众咒骂甩石头，咬牙切齿冲上去给仇人两拳，老百姓对这些穷凶极恶、鱼肉百姓的家伙恨之入骨。 接着我军打余都城东北的马鞍石的土围子，土围子处在群峰林立之间，自然形成的红石山，岩峰突立险峻光滑，半山腰和山顶有庙有房，仅有几条夹在石缝间的石台阶路能通山上，处处设有碉堡工事，真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上多是当地最大最凶残的靖卫团骨干，经过国民党特殊武装，武器配备极强。在三次“围剿”中充当着国民党军队的马前卒，烧杀报复极为凶悍。我军采用炮击，逐山头使用吊索云梯攀进，夺其水源，整整打了半个多月，终于拿下了这个“土围子”。 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公开审判，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举证了其屠杀苏区干部、群众，红属的种种罪行，坚决地抢决了一批首恶骨干，极大的震奋了苏区人民。 4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在各路红军，在地方武装、赤卫队、少先队及群众奋战下，基本拔除了插在苏区里的百余个靖卫团的土围子、土匪团伙。少数残余靖卫团逃到赣州城或更远的国民党占领区去了。至此中央苏区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已基本连片占据了石城、长汀、瑞金、余都、兴国、会昌、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万安、赣州郊区等20个县的广大地域。 正当革命澎湃发展之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三中全会，会议局部纠正了王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但也仍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仍遭到排挤，这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个很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这个“左倾”路线，国民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报复行动，在白色恐怖下，党中央的地下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立足，开始陆续地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把政治中心由兴国也迁到苏区中心位置瑞金。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洪湖苏区、川陕苏区、琼崖地区都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现了十多个革命政权的苏区，有必要也有条件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革命政府，以对抗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中央决定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原定的会期因第三次反“围剿”一再推迟，现各苏区党政军，开始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大会代表，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真正体现工农兵当家作主的特点。经动员和充分的酝酿，提出侯选人再返回基层讨论，那真是“充分肯定，广泛评功摆好”，把群众民主气氛提到空前的热烈。我不仅在连里，而且在团里也被通过当选为代表，同志们评价我革命性坚定，打仗勇敢，干一行爱一行，能动脑筋，能吃苦耐劳，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连队的三大民主工作搞的出色，是最能吃苦最能奋斗的好同志……摆功把我弄的一身是汗。其实我没有那么好，我仅仅完成了我应完成的工作。这摆功成了我革命的动力，我从心里感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这么多首长、同志的关心，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只能以更坚定更勇敢的决心，去拼命为革命事业奋斗，以回报战友们对我成长的鼓励。 这些代表多数是战斗英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普通士兵代表占到部队代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代表是在非常平等民主中，由群众精心挑选的，我们感到了真正的政治平等。我这个种田、放牛、打铁的穷汉竟能当上国家一级的代表，是党和军队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党在一步步促进我成长。 11月初，是永远值得我纪念的日子，红三军几千人只产生了十多名代表。黄公略军长召开全军大会，滕代远政委把代表一一请上主席台，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一把代表作了介绍，当场给我们代表发了一套暂新的军装，佩戴上大红花。 黄军长，滕政委以军人特有的风范，以最高的规格，带领全军将士们向我们代表致以崇高的军礼，战友们全付武装，夹道致持枪礼，在鞭炮声中送我们去参加大会。这是最高的信任，是最高的荣誉，也是最高的史命，这是战友们期盼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呼声。 1931年11月6日我们来到瑞金，7号在端金叶坪沙洲坝的一个很大的词堂里，各省市及地下党的600多名工农兵代表，代表着全国16个红色根据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国历史上，这象征着第一次由工农兵掌握政权的开始。 那一天整个瑞金沸腾，成千上万群众，赤卫队、少先队、红军部队手执红旗、纸彩旗、五颜六色的造形灯笼，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象过盛大节日那样兴奋热烈，锣鼓喧天，龙腾狮舞，嗦呐声冲天，人山人海挤满了会场外的稻田广场。 宣布开会，鞭炮齐鸣，山神炮轰响震憾大地，百龙齐舞。这是自北伐战争以来，群众早已期盼的时刻，一个由工农兵专政的共和国即将诞生，那将是一个新社会，新制度在中国开始的时刻。 由叶剑英任阅兵司令，指挥着威武的红军阅兵部队开进会场 ，盛大的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机关枪方队、骑兵方队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人民万岁!”的口号，在声震大地的整齐步伐中行进。这是自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大阅兵。几百人一个方队，整齐威武，使群众振奋和大开眼界，也使我们这些只经过出操演习、打仗的战士们大开眼界，我们有了这样的威武之师定能天下无敌。 上午和下午国民党的几架飞机从空中飞过，哼着盘旋了几圈。群众几乎没有兴趣理会它，照样热热闹闹办自己的喜事，那飞机没味道地飞走了，倒是有些群众指手划脚地咒骂着，添了几分热闹。 会议从7号开到27号，不断地进行各种议程，分组讨论各位首长的报告及提出的各项草案、机构人选。我是第一次那么近的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这些优秀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几十位同志。毛泽东的报告做的深入浅出，热情而幽默，博学而深刻，实事求是而现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代表。 我们代表 壮重地举手通过了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军事政策的决议。选出了全国工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选举毛泽东、周恩来、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64人为中央委员；27日召开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上，选举毛泽东任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从此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深入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为应对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宪、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选举朱德任主席并担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此所属的江西红军统称中央红军，但在之后的长征前后，仍把中央红军习惯称做红一方面军。 当一个人走过人生的历程时，会从心底闪烁出许多明亮的征途光辉，不灭的火花始终照亮着更伟大的征途，使自己更加明确，更加充实，更加无怨无悔为这一真理的事业奋斗到底。会议中我听到了更加深刻的革命道理，我明白了阶级斗争的因果关系学说，不论在什么历史朝代，占多数民众的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的长期的利益摩擦，必然会产生利益意识形态的对立，当这种“忍耐”突破“极限”的时候，必然要导致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无论统治阶级怎样粉饰“剥削有理”的合理性，终究压制不住反抗和最后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结局，不站在为多数人民谋利益立场的阶级、政权、政党，终究要被人民用革命暴力所推翻，问题是时间的迟早。 这个历史的规律，也应该是我们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所引起警惕的问题，是毛主席从建国前就提出的警示，时刻站在多数劳动者一边，把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不是剥夺他们已获得的权利，那么我们的党就是有希望的英雄伟大的党。 我也进一步了解了去实现这个阶级斗争胜利的方法和方向，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起奋斗到底！ 人应该怎么活着？应该立志为谁去奋斗？我这个从小放牛，耕田、打铁的普通农民，还仅仅带着为个人复仇的极朴素阶级情感参加了红军，而这个转折，促使我们向一个更加成熟，更自觉的革命方向去成长。从自我革命转变为自觉革命，从个人的利益转变为阶级利益，并且要抛弃一切私利为这个真理去奋斗终生。否则个人的革命性必然带有随意性，动摇性及投机性，即使他在极为艰苦或生命危亡的关头，也能在群体支援下挺得过去，一但有时机或在某种利益诱惑下，他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背叛自己曾为之奋斗所走过的辉煌历程。 中央红军经过调整和重新编制后，开始了正规化训练，由叶剑英总参谋长制定了一系列作战、通讯、号谱、情报、电台的统一制度，逐步克服了红军的游击习气，按步兵战斗条例、条令开展正规化、制度化的军队建设工作。 新政权的建立，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又迎来了双喜临门，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化下，国民党第26路军在共产党员赵搏生等人带领下，同旅长季振同及董振堂、黄中岳所率领的1.7万人，于12月14日在宁都举行起义。中央立即派肖劲光任政委、刘伯坚为主任，派去一批高级将领实施改编组织工作，第26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先由季振同后由董振堂任军团长，下设三个军。 改编后的红五军团，由宁都开往瑞金，全苏区沿路举行了盛大欢迎慰劳仪式，起义的兄弟们感到从没有过的温暖和激动。我们第三军开到大柏地之北为红五军团警戒，两军会师后，各团营派代表欢迎和慰问，从此我们配合作战，成了亲密的兄弟部队。 扩大红军的工作更加深入，单兴国县先后有三万多人参加了红军，我们赣县有一万多人参加了红军。特别是不少十四、五岁的青少年也来当红军，最小的才十二岁。后来以兴国县“少年团”为基础，把各部队的十三、四的青少年调进“少年团”，1932年发展到2000多人，正式组建成“中华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师”（外称少共国际师），年仅16岁的萧华担任了师长，不到29岁的萧劲光担任了师政委，中国的少年们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至此中央红军有了一、三、五三个军团，下设第三、第四、第十二、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少共国际师）、第二十五，共八个军，以及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相当于军建制的一、三、四、六共四个师，还有陈毅率领的江西省军区六个独立师，后改编为二十二军，总兵力接近6万人，是红军鼎盛时期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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