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九、外线扩张进攻战 红色苏区更郁葱 1931年11月，几乎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成两派分别召开，以南京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以广州反蒋的“四大”，对立的召开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斗争更为激烈，12月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介石再次采用了“以退为进”手段，但将重点省的领导权、军权以及新组建“军统”特务组织，财政权夺到了手。屠杀了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留下个空壳子，给汪精卫组建新政府，准备卷土重来。 1932年由于抗日局势的激烈变化，日本政府加速扶持清朝末代皇帝傅仪，充当伪“满州国”的傀儡，把全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满蒋汪投降政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与当局发生分歧，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鼎领导下的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支持下，进行了“一二·九”上海保卫战——即松泸战役。我党再次提出了《对日战争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暂时无法全力顾及对中央苏区的大围剿，但进攻仍在进行中。 1932年初，日寇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2月底上海伦陷，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却提出了“抗日必亡”“攘外必须安内”的谬论，国人哗然。 虽然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并告诫全党、全体红军，他的“老上级” 蒋介石是决不会放弃反共和消灭苏区的企图的，应有所准备地积极壮大苏区的经济实力和红军的作战力量。但当时他毕竟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党中央虽然撤消了李立三的领导权，局部克服了“左”倾主义路线。但党的领导仍然控制在执行“左倾路线”的博古的手中，并排挤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党的路线左右摇摆不定，虽然有了较有利的发展空间，仍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者的头脑，认为反动派不堪一击，否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了更“左倾”的“全国革命的曙光即将到来”、“要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动民众暴动”、“红军要打出去，打下大中城市，迎接全国的胜利”。 1932年的1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了“关于争取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阶级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将中部苏区同闽、湘、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的各苏区联系成整片苏区。并要求夺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含盖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创湘鄂赣各省的署光胜利。” 1月9日临时党中央通过决议“首取赣州”，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应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以及红军总司令朱德所坚持的正确意见，反对打赣州的提议仍被否决。毛泽东的“围城打援”、“敌强我弱下，不打持久消耗战”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 〈一〉左倾冒险打赣州 挫败后思找新路 1932年2月4日，红三军团第七师，越过贡江进抵赣州东南的天竺山和白云山，拉开了中央红军六次进攻战役的序幕，又一次“左倾主义”冒险的号角吹响了。 那时我们基层连队对路线斗争的认识很浮浅，虽然也有不同看法，并在“军事民主会上”有过争吵，但“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上级指到那里就打到那里”，并在极强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中统一思想，也能做到为革命去拼死斗争，并没有更大的异议。没有英勇精神不行，但是英勇精神支持着错误路线，付出血的代价更为惨重。 解放后，我曾四次回赣州，每次我都要去拜祭我曾为之战斗的老战场天竺山，对于这次失败感概不已。解放后天竺山修建了烈士陵墓，修建了一座老红军干休所，在白云山盖起了赣南的冶金大企业，是生产钴、铜、钨的801厂。 赣州城三面临水，东边是贡水，西边有章水（也叫贡江、章江），两水在赣州城之北的八镜台汇合为赣江，其两水汇合的半岛之上，便建成了狭长的赣州城。城的四面在古代就建有青砖城墙，后经国民党加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真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红军要攻赣州，只有从东南的天竺山，白云山和背临章水的南郊狭长地带发起攻击。 2月6日彭德怀带领红军三军团，对赣州城南发起破城攻势。由于情报掌握不确切，原以为红军以1.4万人打马昆的8千人是胜券在握的，但实际敌人利用赣州水路交通的方便，除马嵬6千人马外，还有地方靖卫团2千人，经改编的地方部队有1万人，共计有1.8万人马，敌军相对占有优势。 我军又没有攻城的火炮，在2月10日发起攻击后，连续爆破都没有成功。此时粤军余汉谋的10个团，正从广东始兴、南雄、江西大余近百公里之处向北增援。若破城时间一拖，我红三军团必遭腹背受敌。中革军委命令我所在的红三军主力由于都、宁都迅速开往赣州之南的信丰一线防御粤军，以掩护彭总攻打赣州。三军团攻打了二十余天，4日虽一度挖出地道，用“棺材炮”炸垮了赣州城南一处城墙，却遭到早有准备的马嵬军队的强有力的反击，将我突击队挤出了城。在赣州北边泰和的罗卓英的11师、14师2万人马，迅速南下增援，于29日架浮桥进入赣州城。 我红三军在信丰至大余的梅岭一带，依山做了防御工事，与粤军打起了“防御战”。打的很苦、又很被动，敌军在重重火炮和轻重机枪掩护下，组织起大刀队反复进行冲锋。红军武器又差，战士们顽强反击，却伤亡了不少人，我们连长受轻伤，多数班、排长阵亡或受了重伤，感叹红军机动性打仗方法到哪去了？怎么是这样的打法？指战员的意见很大。 为了阻击敌人增援，我红军主力已拉出三分之二的兵力，用于分散抗敌，而且比较分散，三军、十二军部署在赣南信丰、大余一线，四军在南康，十四军在赣北的储潭，十五军在三江口，均在百里外面对着一股强敌。若赣州再打不下来，红三军团有被南北合围的危险。在这非常危险关头，临时中央不仅没有察觉，反而下令，把中革军委移至赣县东40里的江口镇，直接指挥部队作战，摆出非要攻下赣州的决战架势。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焦急万分，决力要请毛泽东出马。毛泽东也早已心系着前线，毛泽东来到了前线，一了解总布置，即说：“怎么这样布置，三军团危险矣！”。 3月17日赣州城内的敌人挖出暗道，突然出击，疲劳的红一师即被包围，师长侯中英被抓走，师政委黄克诚立即组织起反击。敌60团在西部渡过章水，从攻城的红三军团背后杀出。这时敌以5万对付红军的1.5万人，形成三比一的强势。红三军团陷入了重围，只得顽强的进行大刀肉搏战，打的难分难解。最艰难之时，朱德总司令来到天竺山指挥，下令警卫营隋赵搏生、何长工带着五军团红十五军从南边杀进去，奋战八小时，才把红三军团救了出来，红军损失3000余人，高级指挥员损失十几名。毛泽东坚持要将攻赣州的红军撤下来，但临时中央仍然不吸取教训，下令：“必须夺取赣州，活捉马昆”“仍要求乘胜前进。……应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 被动的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认为即不好违犯中央的要求，又要调整新的战略布置。以朱德、王稼祥为首的中革军委，经毛泽东建议，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指令我三军九师日夜兼程，从信丰驰援三军团，我九师在天竺山接防了三军团部分阵地时，敌军已从小东门、小南门蜂涌而出。我们顽强地打退敌军轮番反扑，又遭到敌机的轰炸，子弹打光了，连我们的炊事班，也抡起了大刀进行了肉搏战。看到从前线抬下的成千伤员，看着几百阵亡将士草草安葬在天竺山、白云山上，实在心痛不已。经过33天奋战，打赣州失败了。 由于毛泽东再次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在中革军委内还有一席之地，他指出敌强我弱下“军事冒险”的危险性。坚决放弃了攻打赣州的计划，让红军交替掩护向东撤出，开始了新战略的准备，毛泽东又一次挽救了红军。 〈二〉一场赶走党代表的行动 强攻赣州月余未克，三军团损失巨大。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参加了3月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失败的教训，研究在国民党军队紧逼下的反“围剿战略。部队拉回到苏区老根据地整训，以连队为单位总结军事，整顿部队作风，严査纪律的各项軍队建设工作，开展了配合地方发展经济的工作，进一步实施扩大红军的运动。 我连的肖党代表，调到营里去任教导员了，新派来一位姓胡的党代表（也称指导员），开始大家感到这位同志理论、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但慢慢全连同志对他产生了反感。战士们向连队的“士兵委员会”反映了他不少问题。我军驻在于都近郊的乡下，这里是老苏区，我们与当地老乡的关系相当好。后来我们发现新来的胡党代表常到村里转，那家小媳妇、大姑娘长的好，他总要往那里跑，有些话说的不文明，不时露出对一些女人评头论足的言论，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许多问题纷纷传到我的耳朵里，在一次士兵委员会上，我带头并不客气的向他提出批评。 胡党代表尴尬但并不示弱，不作检查，解释他是到老乡家去做群众工作……并对我作了主观主义、不实是求是的批评。他说“恩普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在士兵中有威信，但你不要忘了，维护部队首长的威严，就是维护红军的威望，不要骄傲自满……” 。 我不示弱的说：“军民关系是红军的根本，尊重老百姓，尊重妇女是红军的纪律。在政治上你是代表党，我们接受领导。但在维护红军纪律上，我们士兵委员会，可以代表士兵对你进行批评和监督……”我的话受到全体委员的鼓掌。 我的战友钟运连同志，是士兵委员会的青年干事，坚决支持我的发言，并对党代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运连是兴国人，我们曾一起长征，一起在抗日东征中负重伤，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医院院长）。 胡指导员留下两句话：“你要注意政治影响，不要以为你当过苏维埃代表，就可以太骄横！”拍拍屁股不欢而散。 我也是个不认输的人，进行了调查，有些老乡在我们开导下，说胡同志说话轻浮，还对一些妇女动手动脚，有些妇女气哭了。这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个极敏感的问题，加之中国的农村有着长期的封建道德传统，诚信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可以打人脸，不可欺人妻”，轻浮、浪荡的行为被看成最大的非礼和不敬。百姓、红军战士也把妇女的贞洁、忠节、名节看的很重。我向连长作了汇报，并再次在士兵委员会上统一了意见，要求胡同志做检查，对老乡赔礼道歉。 连长说：“胡党代表是上级党派来的，你们的意见虽然对，但要有方法，不能影响团结和稳定。”我们的意见即没有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因为那时对党的领导有些绝对化的味道。 在一次全连的政治学习中，胡党代表确实讲了许多好道理，不能不叫人信服，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再提了。可后来群众又向我们反映许多的事，胡同志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我再次逐一落实了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向连长汇报。 这使胡党代表相当脑火，在一次全连会上不指名的批评着：“我们连个别人，不知道对首长的负责，就是对革命的负责。骄傲自大，目无领导，鼓动士兵挑首长的毛病，这是破坏革命的行为。我代表党警告这些人，那是要受到军纪处罚的，要警惕宗派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抬头，不要上AB团的当……” 当时部队政策比较左倾，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还没形成制度。会后许多同志为我担心，但在士兵委员会上意见还是统一的。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也有媳妇姐妹，不知尊重群众，不知尊重妇女的人是不能代表红军的。于是我们连开始了抵制胡党代表的行动，钟运连同志坚决支持我，并在士兵委员会上，公开批评胡同志的错误行为。除了胡同志平时训话外，几乎再没有一个人再理他，也用种种推托，不接受他的谈话，矛盾闹的他相当孤立。 胡党代表在生活问题上不够自律，特殊化也引起了战士们的反感。有时不知从哪提只鸡、抡斤肉回来，由炊事班做好，找了几个朋友、老乡一起躲着喝酒打牙祭。有两次我不明事理，把他弄来的肉，混做在连里的菜中让大家一起吃，他很不高兴，再也不找我来做菜了。 事隔不久，我累算连队的伙食帐，发现了很大的超支，找来黄金安、许书等同志对帐。他们不好意思的说，是胡党代表招待客人多购买了些酒肉吃了，只是把开支打入了连队的伙食帐。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每个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这是一个很大的亏空，也是违反了规定，破坏了经济民主的行为。我不客气的狠狠批评了黄金安、许书两位同志：“你们太没有原则性，连队的伙食费很有限，任何人也不能搞特殊化的，我要向全连公布这笔特殊帐目，看我们怎样向战士们交代？” 许书同志忙说：“主席，咱们是在党代表领导下工作，对首长负责就是对革命负责，这点超支也是难免的。” 黄金安班长插上嘴说：“老陈，不要太认真嘛，你怕小鞋穿不够吗？人家把矛头指向了你，大伙为你着急啊，支部建在连队是原则，他代表党的领导，你怎么就死心眼，转不过这个弯来呢？反对党代表，你不怕被打成AB团分子吗？” 我说：“同志们，咱们是红军不是白匪，革命军队讲的就是三大民主，他多吃多占就是在喝兵血。容忍这些问题存在，我们能对的起一起流血牺牲的同志吗？他是用马列主义的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我们这些革命战士不同坏现象斗争，能起表帅作用吗？能团结全连战士同心同德斗争吗？”这些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 我把连队开支帐，在士兵委员会上作了通报，这引起了士兵委员们的强烈反映。通过士兵委员会决议，我们向营肖教导员反映，要求调换新的党代表来工作。 这是个新鲜的事，没听说那个连队，敢要求赶走党代表。肖教导员在没了解情况下，先批评了我一顿：“恩普，你当红军这么久，还不知道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吗？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你这个思想是不对头的！” 我感到委屈但不服批评说：“你是我们的老党代表，在任何时刻，你与连长、党员们，是士兵的表帅，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作风正派，我们能不服吗？这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原则和成长，是在你的指导下实现的，你鼓励我们开展批评和监督，你说过：正人先正已，发扬民主是红军建设的宗旨。我反映问题不是代表我自己，是代表士兵委员会，也是代表全连士兵的意见……”我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你…你…并把胡同志的不好作风一一说明，要求营部出面调查。 肖教导员真是耐心地听了我的意见和反映，说：“我们研究一下，你要做好士兵思想工作，尤其是委员会成员的工作，不要发生对抗，我会给你们一个明确回答。”我满意的回去了。 不几天，肖教导员陪着营部的人来到连队，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士兵委员会的反映，又到老百姓家里了解情况，向群众作了赔礼道歉。于是把给予了处分的胡党代表调走了。这件事在全团引起了轰动，评论我们连士兵委员会“赶走党的代表”到底对不对？连队要不要执行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正确领导？要不要对首长进行民主监督等问题？ 有一次刘晓营长下到我们连问：“谁叫陈恩普？” 我出列回答：“报告首长，我是！” 刘营长装成不高兴的样子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鼓动士兵赶走党代表！” 一转身又问大家：“同志们，维护红军的威严，保护群众的利益对不对？” 同志们齐呼：“对！” 刘营长：“好，我代表营党委，对你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任何人侵犯群众的利益都要反对，你们士兵委员会做的对，要敢于坚持斗争。陈恩普同志做的好，要有这股斗争精神嘛。谈到胡指导员，就要说到共产党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还要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要实行自我改造。一切特权思想、贪图享受、多吃多占，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建立起共产党人最优秀的思想，一旦丧失了这最优秀的品质，忠于共产主义的精神，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的精神，我们最终必败无疑。每一个革命同志要对红军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就是对革命事业负责！要进一步搞好团结，搞好作风，搞好军民关系，我们红军就能战无不胜！” 这件事后来传到黄公略军长那里，他对红军政治工作者说：“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扬民主和监督作用，这有利于红军的建设和壮大。” 之后全军连队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更为活跃。这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我看到了红军的民主所带来的希望，战士的民主监督是一种正气，干部就必须有好的带头作风。不荀于情，实事求是，听取士兵的正确意见，在政治上达到了官兵平等，这样的军队是有希望的军队。我能在这样的部队中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更感到要向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应追求的方向。党和红军在一步步鼓励我们成长，在一步步提高我们，在这个光荣的事业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和事业融为一体，共同为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去奋斗。 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不久，红军部队发展到七、八万人，不久在部队开始了正规化训练。大约在6月中旬，营团以上干部轮流到瑞金红军指挥学校参加整训。返回后逐团逐营进行了“步兵操练条例”的贯彻，许多首长讲到红军不正规化是难打胜仗的，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必须清除。6、7月的江西气温在三十七、八度，那训练是相当艰苦的，脱下衣服就能拧出一捧汗，许多人当兵从没受过如此严格的操练，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我们炊事班即要保证改伙食也要参加训练。 这是按刘伯承的教材进行的，并且在部队开始了反“游击习气”作风的工作。一开始许多人想不通，怪话也不少，“红军吗，不就是这么个打法，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怎么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正规再正规，那红军的灵活性要不要？”军政领导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讲到许多失败的战例，为什么我们不会利用地形？为什么同敌人突然发生遭遇战时，敌人会突然收缩成队列，成排成队地攻上来？红军前队四散逃走，后边的还在推进，友邻部队露出了屁股，让人家象赶鸭子一样撵的满山跑？为什么攻坚战打的那么苦？巷战争夺不能快速突破？为什么多数营连级干部不会使用地图？缴到军用地图拿去擦了屁股？做通了思想工作后，部队从统一军号谱、完善统一调令开始，足足用了十多天熟记号谱。然后开始了就寝、起床、穿衣、列队、吃饭……的训练，一切从快、从正规做起。那时部队战士多来自农村，加之供给困难，多数人习惯光屁股睡觉，紧急集合时，抱起衣服一丝不挂地跑出来，常常闹笑话。第三次反围剿中，缴获了一批布，给每个人发了衬衣内裤，经过强制执行，这才结束了红军中的“光屁股行动”。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减少了游击习气，统一了步调，战斗力大有提高。 各级首长和战士们一样，日晒雨淋、在高温下湿透了一身又一身的衣服，首长们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是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校长刘伯承提出的，必须坚决贯撤！”之后进行各种战术、战斗队列的训练，要求从班长起人人学会看地图，进行长途拉练，开展实施遭遇战、夜战、近战、巷战及攻城的训练，多数人还学会了侦察，识别敌军番号和武器装备，掌握敌阵地的火力配置。那几个月人都瘦了好几斤，而红军真正的正规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部队的实战能力、应变能力、统一调令、统一联系、统一行动的机制基本形成了。我们多数由农民型的“游击队”，逐步变成了真正的正规军队，我们随着红军的建设而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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