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贺龙为什么被审查
（一）贺龙对罗瑞卿、刘少奇问题上不了纲
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罗瑞卿罢官，他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 1965年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杠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1965年8月15日，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贺龙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196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1966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林彪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二）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揭发贺龙的问题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 后来，他又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1966年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1966年9月5日和6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1966年9月6日，毛泽东同贺龙谈话，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1966年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1966年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三）对贺龙从批斗到隔离审查
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妈也不是好人。”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 “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并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了所有的机密文件。”
1966年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贺龙夫妇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1967年1月10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1967年1月17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党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1967年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贺龙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 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 “过去，周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 ‘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晏章炎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事，密报“中央文革”。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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