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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系列专题:二十、 军队文革(一)

2013-10-29 22:0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26|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 |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 军队文革(一)时间:2013-09-27 16:37来源:来稿选登作者:水陆洲点击:312 次文革系列专题:二十、军队文革(一)(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九月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 ...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 军队文革(一)

时间:2013-09-27 16:37来源:来稿选登 作者:水陆洲 点击: 312 次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 军队文革(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九月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 月16 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向全国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治部由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革命十二条,对机关、院校、部队的文化革命分别作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是对军队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体化。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中发[66]302号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据邱会回忆:

    1966年5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

    军队当时的三大任务是:战备、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好,军队的战备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在1966年10月以前,对军队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军委常委直接领导的,从批判罗瑞卿开始的。各级党委通过批罗,使军队进一步团结起来了。1966年10月以前,即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前,各级党委的精神状态很好,认真抓各项工作,一点害怕和顾虑都没有,甚至觉得文化革命是学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军队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状况是十分羡幕的,他们在军队都有老战友,不少人还在军队避过难。

    当时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是在总政领导下的,组长是刘志坚。工作人员都是总政的,同时,也从各军区选调一些人来协助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做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这期间,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常委会,而且多数都是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文化革命。全军文革的正、副组长以上都列席会议。在军队还没有出现造反派之前,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都是很热烈的,发言踊跃,大家说话也随意。

    当时,全军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针是: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罗瑞卿的流毒;彻底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全军文革提出来的任务是:参加批判、出大字报的人数,要达到各单位、各部门总人数的95%以上,出大字报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要达到200%以上。即每个人要写两张以上的大字报。此外,对牵涉机密的意见,重要的意见,还可写小字报,按系统上送。

    记得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光达说:“我就可以写十张。”王树声说:“你写十张算什么,一百张也可以。”有的人说:只要有纸、有笔墨,要写多少有多少。刘志坚看大家漫不经心,又有讽刺的意味,便解释说:中央文革提出数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形势。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行了。

    聂帅说:“这样做,什么用也没有,只有糟蹋纸就是了。”

    接着,也有人说: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样简单,还是不要随便说为好。今天说了,明天怎么样?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还说了很多。大家的发言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讨论了。

    叶帅笑着说:“会议开得活跃。大家发言时,可以将今天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然后,叶帅要全军文革刘志坚副组长把准备展开讨论的问题向大家简要说一下。刘志坚看大家的思想离他要讲的距离太大,就简单说了一下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叶帅就以插话的方式,把刘的话打断了,他接着说了话。

    叶帅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学习,像过去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文革是一个大关卡,大家必须过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说,我们的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没有学好嘛!所以学习是主要问题。”

    叶帅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 (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叶帅最后说:“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当前工作就以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认真去做并力争做出成绩来。”接着,叶帅调转话题,讲了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叶帅说:“我们向地方学习,只学习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军队,搞好战备。我们对稳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领导干部站在那一边。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一边,我们就稳坐钓鱼台。军队虽然不搞‘四大’,但也决不会是一点风波都没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什么‘造反突击团’,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

    聂帅插话:“军队的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要‘泾渭分明’(热烈鼓掌)。”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七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刘、邓主持工作)的部署,总政指示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的重点分子找出来,这种做法,称为“黑材料”。“摸底排队”准备整人是全军文革布置的,这是执行刘邓时期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据邱会作回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跑到北京,进到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

但机关则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各领导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势的“四大”。

    当时萧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萧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镗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功”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

其他,还有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等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军队文革提出:军队院校的学生想念毛主席,他们又不能串联,希望批准军队院校的师生到北京参加国庆节。

中央军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由于刘志坚点到了要害处,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叶剑英感到有很大压力,就只有同意全军文革了。 

据邱会作回忆:

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全军文革。其实是全军文革是打着“军队院校师生想念毛主席的” 幌子,实际上是打算利用军队院校来京串连,搞乱军队。

叶帅负有决策上的重大领导责任。

邱会作的立场和态度代表了当时相当大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十月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军队院校文革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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