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 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 “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 “你的意见是什么？” 毛泽东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象尼姆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他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泽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再亲自做下去了，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和张闻天帮助完成其余部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在7月份和后来的8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把他所学的哲学著作，经过认真地思考、消化、研究、发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新的哲学论点。他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然后组织学员讨论，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他每讲一次课，都要认真地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深刻地理解和创造性的发挥。 《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论》中写道：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赞扬国民党第29军的抗日行动，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援助29军。通电中还呼吁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庐山 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 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说： “勿使忠勇的29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一文中写道： “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7月13日，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庐山。蒋介石正邀请各界代表会谈，他对中共代表极为冷淡。 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提出与阎锡山商谈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约定：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中国已临“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7日，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虽然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上，转而采用哄骗手段，答应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其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蒋介石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 7月18日，延安市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要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道：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发言代表们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的汇报后，明确回电指示： “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之方针”。 此时在中共内部和红军中出现的右倾现象，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 7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后，丧失警惕，轻信允诺，将游击队集中于闽南漳浦，致使历经3年游击战争考验的近千人的部队，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包围缴械，造成惨重的损失。成为痛彻人心的“何鸣事件”。 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人枪。 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 “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锡山说： “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 “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 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八路军住晋办事处配备汽车。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7月23日晚，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写道： 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因而，也就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其办法是依靠群众，结果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与此相反的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其办法也就不能不是压迫人民，结果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7月26日，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说： “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7月28日，阎锡山复信毛泽东说：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 此时，也就是在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1个步兵师下设2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闻讯北平、天津陷落，顿时着急了。他命令张冲急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驻守西安联络处的叶剑英急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利用减租、减息、减税等合法斗争方式，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 8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讲演，他再次号召说： “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后的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 “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 “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毛泽东接着向张爱萍传授了他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 “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 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泽东说： “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 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 “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 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 “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径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 且说8月9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飞赴南京，与国民党共商国事。 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出持久战乃战胜日本的唯一途径，告诫国民党，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持久抗日思想。 8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一起商讨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起草的合作宣言。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 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 8月中，尼姆打算去山西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尼姆是否能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在前线的邓小平。 8月，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到前线巡回演出。 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在和丁玲研究西战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找她谈话，毛泽东对她说：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说： “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 “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 “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8月中，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战团”为了树立新风建立舞台秩序，规定在演出中谁也不能从后台上下，以免影响观众。 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没办法也只有硬着头皮向毛泽东讲了团里的新规定，说是让毛泽东等这个节目结束后再到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毛泽东就站在一侧，准备到闭幕时再到前台去。 此时演出正在进行，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装，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出其不意地见丁玲出了场，轰地一声，满场皆笑。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丁玲说台词，一脸的窘迫样，湖南口音很重，毛泽东看着她本色的表演，不禁哑然失笑，喜滋滋地自言自语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着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丁玲听了，很是惭愧。 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缔结军事合作协定。苏联以军事物资和专家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在新疆、甘肃等地相继建立了军事基地，苏联空军只供国民党政府调遣，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帮助国民党军队学会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 苏联对延安分送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以及政治读物，以至在延安出现了刻薄的讥讽：“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应之。”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地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使中日之间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受到严重挫折，蒋介石这才开始对共产党方面做出了让步，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不再要求国民党委派参谋长、政训部主任和各级副职，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自行安排。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李富春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了会议。会议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洛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在会议上发了言。 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有的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要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以彭德怀为副书记。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他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规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对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执行办法等作了完整的规定和具体说明。毛泽东深谙中国农民和各阶级状况，他极其精辟地说：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因此，为了减少共产党在农村发动抗日的阻力，团结一般地主一致对外；同时又适当地调整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项政策，是符合整个民族抗战利益的，也符合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对地主来说，实行减租减息，虽然削弱了封建剥削，但并没有消灭封建剥削，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地主，地主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比亡国对他来说，损失要小得多。实行减租减息，是要使“地主也能过活”。因此，大多数地主是能够接受的。对农民来说，实行交租交息，这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剥削，但比原来的封建剥削已经减轻了，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能够实现“农民有饭吃”。因此，广大农民也是愿意接受的。 随后，减租减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操作上的困难，有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首先是减租减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底该减多少呢？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原则规定和重要指示。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说，减租减息政策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应该交租交息”。 “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帐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此时，一些过去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有少数顽固分子，趁机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配的土地和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从而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留守处写了一份布告，严正声明，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取得的果实，以前“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一概“不准擅自变更”。对于汉奸的土地，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实行阶级路线，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大地主为汉奸者，坚决没收其土地；中层分子为汉奸者，在未得到民兵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少数大汉奸卖国贼；便于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过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此是后话。 再说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其基本结构是：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恩来、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