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办公厅主任，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写的挽联稿，觉得有的写的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动过的稿子，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他开始挥笔书写。毛泽东新改的稿子又送来了，郭化若觉得一幅比一幅改得好。 大约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陆续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幅接一幅地送来，一共有3副。郭化若非常惊叹毛泽东过人的精力，愈是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挽联也一副比一副更精妙。郭化若兴奋地写了起来，等他写完了，毛泽东的手稿一副也找不到了，这些手稿都被大家抢光了。 毛泽东亲拟的3副挽联，郭化若当时都能背诵出来，可是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挽联内容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21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王明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接到这个提议后，他认为王明起草的提议，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明确。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他一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就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萧军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他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后来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形，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延安的情况。 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 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从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毛泽东缺乏了解，所以就婉拒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回到招待所，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闻言，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亲切地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与他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年轻气盛而又十分自负的萧军，深深地为毛泽东这种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所折服了。 在几十年以后，萧军面对记者的提问，依然感慨万分地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且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里，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于是鲁迅就发表了题目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了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才来到了延安。 且说宴会开始后，张国焘首先致词，然后请萧军等人发言。萧军、徐懋庸和丁玲推让了一番，徐懋庸就开始发言，他说： “我来到延安以后，感觉延安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我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地学习。” 接着，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情况。然后是萧军发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一方针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 最后是康生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第2项建议是：“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中共中央要求王明将此8项建议提交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下旬，由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开始了。毛泽东在此时又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八路军在山区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同时，还应该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平原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他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到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因此考虑八路军进入河北，转入山东及安徽敌后作战。” 3月下旬，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说，抗大一些担任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纷纷要求上前线去。他请毛泽东去给干部们做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来到抗大召集了干部会议，他首先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然后说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一件迫切需要办的事，是办一所全民性的大学校，培养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干部，这个任务落在了你们抗大全体干部的肩上，你们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 现在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向延安涌来，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求学习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接待他们呢？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骨干。 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到前方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种精神可嘉，主观动机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学校是母鸡，下出来的蛋是干部，允许你们上前线，把学校关门停办，等于杀鸡取蛋。前方确实迫切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可是要把帐算清楚，究竟是你们这一两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着母鸡下蛋好，还是杀鸡取蛋好？请大家做结论吧！” 毛泽东最后鼓励大家说： “希望你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决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进抗大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失望。” 这一时期，毛泽东要罗瑞卿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一本书，论述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的一部分。毛泽东为了使罗瑞卿专心写书，让罗瑞卿搬到凤凰山与自己同住。罗瑞卿也非常高兴同毛泽东在一起，这样，他在写作中，遇到难点和疑问，就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请教。 在罗瑞卿写书期间，毛泽东常常主动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的写作进行指导，使罗瑞卿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益非浅。这本书写成付印时，毛泽东又为他提写了书名：《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平时对己对人都要求得非常严格，使一些人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开导他说： “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注意团结同志。” 后来，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3月29日早上，毛泽东已经工作了1天1夜，他告诉警卫员翟作军说： “下午我要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你在两点钟叫醒我。”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翟作军轻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侧着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军心里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会儿吧。”便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 3点钟的时候，毛泽东睡醒了，隔着房间问： “警卫员，几点钟啦？” 翟作军赶紧过去回答说： “主席，3点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哝着，赶快起身穿衣服。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忘了。” 毛泽东看出来翟作军是有意叫他多睡一会儿，就说： “少睡会儿觉没有关系，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可就误了事了。记住，下次不可以这样。” 翟作军连连允诺。毛泽东匆匆洗过脸，吃了点饭，就到清凉山陕北公学去了。他在陕北公学演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表示了国民党抗战的决心。大会又制定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同时还决定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关于党政关系，大会决定：“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形态。”为加强党内独裁及国民党对政权机构的控制，大会决定扩大特务机构，成立中央调查局，即“中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训练委员会。 3月30日，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于1935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在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军民做战场救护工作；1937年5月回到加拿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决定到中国延安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3月31日晚上11时，白求恩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毛泽东迎上前去，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延安。” 说罢握着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里，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白求恩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捧在手中，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一看，里边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旅行情况，询问了白求恩在西班牙从事战场救护的情况。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说： “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说： “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说： “他们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可以得到抢救。” “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惊奇地重复了一句，又高兴地说道：“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他接着向白求恩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观点深信不疑，要求马上到前线去，他说： “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 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关切地说：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还说： “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泽东和白求恩谈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出窑洞，在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请你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达我的谢意！你们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这次会见，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谈话后的日记里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回忆道：“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且说此后八路军卫生部对白求恩的工作问题研究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都没能定下来。有的人说他年近半百，身体需要照顾，应该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说，应当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到前线去。最后一次会议，白求恩也参加了，当他听到还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线时，忽然跳了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砸去，椅子冲断窗棂，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 与会人员被白求恩近乎卤莽的行为震惊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线去。事后，白求恩对马海德说：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着拐棍的伤员道歉。” 后来在5月2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离开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来到陕西东北部的贺家川八路军的医院里，当他看到一些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而造成残疾时，非常难过。他不顾旅途劳累，连夜为伤员治疗。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个医院的情况。他写道：“这儿伤员的残疾，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面临三个重大问题：1、改进对医疗人员的训练；2、获得更多的药品和装备；3、建立专科医院。”白求恩向毛泽东建议，培训医疗人员，加强对医疗工作的领导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达岚县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说道：“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来到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白求恩上下打量着聂荣臻，连声说：“No！No！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聂荣臻和一众人等听了白求恩不着边际的嘀咕，一时摸不着头脑，都愣了神。经翻译解释，说是毛泽东在接见白求恩时曾经如何如何说的，大家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聂荣臻请求马上开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到后方医院为伤员治疗。白求恩的故事暂且搁下，容后再叙。 且说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领导成仿吾的陪同下，来到清凉山下的山谷里，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了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 “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拉着萧军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会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没有凳子，大家围站在桌子的周围，没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满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毛泽东对身边的徐懋庸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他所说的文章，是徐懋庸应《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之约撰写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领袖的赞许和鼓励，自然是十分高兴。那生性豪爽的萧军，听着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愈发兴奋，他洒脱地喝着酒，只觉得心里是一片火热。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为山西阎锡山驻汉口办事处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4月1日这一天，王明复电中共中央，他以来不及送交为理由，拒绝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8项建议送交国民党。王明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危害共产党的肌体、涣散共产党的团结，并有可能断送毛泽东艰难开创的中国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处理王明问题，毛泽东深知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码是默许。同时，处理王明问题必然会牵扯到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不久，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刘亚楼出国前，毛泽东在办公室召见了他，笑着问他说： “这次没听说你发明什么理论吧？” 刘亚楼想到当年毛泽东让他当红军大学训练部长，自己还发牢骚，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说： “感谢主席，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说： “你这一次去莫斯科要办好2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为党争光，多学军事，少学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你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后来，刘亚楼在苏联将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再说4月1日，清明节又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民间习俗，准备派政府秘书长去中部县黄陵祭祖。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找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去黄陵扫墓。此时的张国焘一直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他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时他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毛泽东对张国焘说： “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身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第二天，张国焘又去找毛泽东，执意请求去祭黄陵。毛泽东无奈，就说： “昨晚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呀？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不过，你祭陵完毕，就马上回延安！” 张国焘当即答应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的歌舞晚会上。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能歌善舞，他自然也在节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张国焘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张国焘后来说，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张国焘马上站了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4月3日，张国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1个警卫班，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达黄陵。 国民党的代表是蒋鼎文以及和张国焘有过交往的谷正鼎、李贻燕。 4月4日，祭陵结束之后，张国焘和蒋鼎文并肩而行，李贻燕紧紧挎着张国焘的右臂，谷正鼎紧步其后。蒋鼎文对张国焘说： “蒋委员长请你去西安谈谈，他正在西安等你。” 张国焘遂对张海和陆秘书说： “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说： “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说完就钻进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派来的小车里，张海也只好跟了进去。张国焘到西安后，张海问： “去八路军办事处吗？” 张国焘说：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第二天，张国焘吩咐张海去订到武汉的火车票。张海订好火车票后，马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林伯渠，说张国焘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赶往火车站，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 “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一趟。” 林伯渠问： “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 “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批准擅自行动呢？” “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嘛。” “谢谢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走了。他马上回到办事处，将张国焘去武汉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他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设法截住张国焘。 张国焘一到汉口车站，突然被李克农截住。李克农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威名远扬，尤其是叛徒特务，更是望而生畏。张国焘身边的两个特务，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也顾不了张国焘了，转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无法再与张国焘接触。周恩来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 此时，正在抗大学习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来找毛泽东，她痛哭流涕地说： “主席呀，怎么办呢？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 毛泽东说： “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他还想继续挽救张国焘，双手叉腰，在窑洞里踱了几步，又对杨子烈说： “这样吧，现在你可以去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改了就好嘛！” 后来，在杨子烈母子上路时，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给了她500元法币做路费。结果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 且说4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国共合作问题。 4月上旬，自3月下旬开始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会战结束。在此役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兵力40万人，直接参战的有18万人以上；日军投入兵力约8万人，直接参战的有4万人以上。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日军被击毙8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 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通往台儿庄的咽喉之地藤县，经过3天3夜血战，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王铭章在此役中壮烈殉国。 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公祭会战中殉国的王铭章将军。毛泽东在延安为王铭章将军题写了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4月初，延安文艺界举行关于话剧《血祭上海》的座谈会。 原来在1938年初春，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抗大、陕北公学等机关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公演了4幕话剧《血祭上海》，连演20天，观众数万人，轰动一时。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立刻响起一阵热烈地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他声言愿意用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并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会，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艺术学院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签署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正式公布，《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说明了设立“鲁艺”的原因、宗旨和任务。 鲁迅艺术学院建在延安北门外。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他提名由周扬任鲁艺副院长。 周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原来，中共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周扬、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来到延安工作。周扬到延安后，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担任艺术学院秘书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常常辍学。他自幼热爱书画，能双手执笔写字。1928年，朱光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7年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领导了“中国文艺协会”。他带领的戏剧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话剧《炭矿夫》、《广州暴动》、《秘密》和《血祭上海》。 且说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 “文艺工作者要坚决地到战场上去，不要在楼上不肯下来，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国主义是条野牛，要过黄河到陕北来吃草，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就可以了解它如何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拿起梭镖矛枪，八路军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关拉着牛尾巴，扯掉了几根毛等等。或者绘成画，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岂不妙哉?” 毛泽东把文艺上的提高比作“大树”，把文艺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树苗，他说： “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树呢?”“《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对群众中丰富的语言是高度赞扬的。他说： “夏天的夜晚，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古典。他们讲的故事内容是那么丰富，用了许多新典，极美丽的口头言辞。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因此，大众语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关于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和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的统一战线；第二种是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称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为“山上”的人，称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亭子间”的人。他说：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时代里，从前遥相呼应的两部分人现在见面了，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间的人自以为是，摆架子，写了本小书，便以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摆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呐!” “亭子间的作品形式精，内容较空，可以比方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内容则形式粗，可以比方为‘好吃不好看’。艺术作品，就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做到既好看又好吃。” “应该去掉这两种坏现象，大家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行创作、演出。” 关于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现在在艺术派别上也需要统一战线，如鲁迅先生所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风花雪月派、鸳鸯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欲知延安文艺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细叙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