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 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 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初，陈毅命令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体态柔姿盈盈，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地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闲言打住。 且说1940年4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连续制定了两个压制八路军、新四军的方案，颁行《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并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整顿武力，“驱逐新四军”，“限本年底完成消灭苏北中共部队并建立苏北中央军事根据地之计划”。 此后，韩德勤在苏北、冷欣在江南、国民党52师在皖南频频袭击新四军，包围封锁、断绝交通，大搞摩擦。 4月7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新中华报》为国民党不断进攻新四军，发表了《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和团结的事实。 同时，新四军公布了国民党安徽当局兴兵武装进攻，搜捕共产党和抗日进步人士、断绝各路交通的罪行。叶挺、张云逸等人又连续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及安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中写道： “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毛泽东还指示说：皖南新四军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项英建议说：军部撤出皖南，东进苏南；苏南主力进入苏北。项英不听。陈毅说： “你们不东进，我们江南主力一定得北上。” 陈毅要求同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 4月30日，新四军以全体将领名义，致电浙、闽、赣、苏、皖各省国民党军政人员，重申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决心，呼吁加强团结。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延安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向各界发起有奖征文活动，收到来稿150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文艺作品。评选结果，有23件作品获奖。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所发这些奖金，全部是由中央领导人捐赠的。毛泽东捐的最多，他捐了300元。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进一步将中间派划定为7种，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 他在指示中还说：只有向顽固派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 毛泽东在指示尖锐地批评项英说：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地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指示还明确规定：此一指示由项英在皖南传达，由陈毅在苏南传达。 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5个团12000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担谷作为他的学费，送他进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寒，常常交不起学费，黄克诚只好时读时辍，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24年，黄克诚加入国民党。后来，黄克诚最终选定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共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考察的决定，还告诉他说： “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 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 “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 冼星海笑了笑说： “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 “俄语会讲吗？” “我们会学会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冼星海说： “我们一定做到。” 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 “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 “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 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 “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并起来就是黄训。” 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人和张仲实等，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陈嘉庚从20年代起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到达重庆。陈嘉庚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当时驻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请他去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向叶剑英表示，想去访问延安。叶剑英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他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便大骂共产党如何如何，分明是不愿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就这样，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3000多名来自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 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告诉陈嘉庚说： 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 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陈嘉庚向这些华侨青年反复地问：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的？”“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共产党？”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磨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 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地赞赏和钦佩。 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详，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他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 日落时分，毛泽东、朱德等人陪同陈嘉庚共进晚餐，吃的只是白菜、咸饭，另配有一味鸡汤。毛泽东微笑着解释说： “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席间，毛泽东还说： “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说： “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 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磨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 “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 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大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地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傅连暲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一再询问是为什么？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和陈嘉庚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6月6日，朱德又陪同陈嘉庚到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为共产党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毛泽东坚持把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 毛泽东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地把车叫来了，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 谢振华是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的。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一行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穿着国民党军服，谢振华佩带上校军衔，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他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的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后来不久，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6月15日，陈毅决定率新四军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速布置。”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主力北渡长江后，根据中央指示，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仍担任指挥。 韩德勤企图趁陈毅在苏北立足未稳，围而歼之，苏北形势顿时紧张。毛泽东对陈毅部极为关怀，为了支援遭顽军围攻的新四军，毛泽东和王稼祥指示八路军总部派出部队南下华中；命令新四军第5支队迅速东渡运河增援；要求陈毅部依托黄桥，坚持独立作战半个月。 6月21日，由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及其他成员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报告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在会议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在这次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6月下旬，黄克诚率部在涡阳的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率领坚持当地斗争。 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他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1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6日，国民党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份，中共中央为解决国共两党关系，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而国民党16日出台的这个《提示案》，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