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华中和皖南，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电文中说： 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中，又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项英至此仍迟疑不决，他在复电中说： “军部北移困难，3支地区太小，也不便移3支区域。” 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11月3日，毛泽东又将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1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要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介石政权崩溃。“是否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舆论，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11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的给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复电“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连续作战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047人；拔除据点2993个，毁坏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矿5座，割走电线40万公斤。 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1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叶挺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的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齐电”还宣称，国民党政府决定：八路军军饷暂发至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饷暂发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华，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2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和曾山暂勿离开部队，叶挺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求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5日，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即《论政策》。他在《论政策》中提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过“左”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指示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警惕这两种错误倾向。他说：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毛泽东为了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全面地统一地了解党的政策，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在《论政策》中对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写道： “实行‘三三制’，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并不是机械地凑足数目。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党员的数量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便于吸收广大非党人员参加政权。而在一些最下层的政权，如乡村政权中，中间分子的数量可以有所变通，以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把持政权。” 毛泽东强调：在军队中，尤其是共产党军队的主力中，“决不能实行‘三三制’，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一指示时，发生了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政策看法不一致。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在后来的正式文件《论政策》中，不再提“路线”2字，只说是过左政策。 《论政策》最后虽然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不认帐甚至赖帐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不正，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所以，毛泽东决定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他决心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 会后，毛泽东开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大型历史文献。毛泽东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他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编辑完了这两部历史文献。其中，《六大以前》收入了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件199篇。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吉普车在他们面前嘎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显得特别亲热，他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毛泽东问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在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从南方局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职务。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挎肘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再说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马上将他的谈话报告给中央，他说蒋介石承诺说：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周恩来又说，蒋介石的话是靠不住的，他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而此时的项英已为严重的敌情所吓到，迷惘自乱，不敢下定北移决心，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电文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1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军能否顺利突围，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时发生的严重分歧，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时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数人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这一批人对此讳之莫深，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可见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死老虎也挡道，由这些人占着茅坑处处掣肘，正确的方针政策自然是难以推行。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顿党风！终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战略决战。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