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三十六、九届二中会上的斗争（一） 一、林彪集团的形成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这几个人都要通过叶群才能向林彪请求汇报工作。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同一天，温玉成被任命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不久，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办事组会议上，温常唱反调，引起黄、吴、李、邱等人不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汪东兴多次把有关毛泽东的小道消息送给林彪。 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有时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 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 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头！？ 众人大笑。 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毛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卫星中心，毛主席没有同意。 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形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责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 从此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林彪召集陈、张、姚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只有几部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江青还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批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生病，没有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这个时候，陈伯达赶写的政治报告草稿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字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批评了陈伯达。 吴法宪说：“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不发，送到他那里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的签字才算完事。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 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彪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彪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黄、吴、李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彪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在大会上，林彪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他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文化革命前参军到41军，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 文革开始，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还在背后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其中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温玉成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 大概是4月25、26日，凌晨3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发现了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有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李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拒不交代。。 黄永胜给江青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是：“10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 10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据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说：李必达直接向江青写了材料，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20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9点多钟，邱会作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之后说：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 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 黄、吴、叶、李、邱和大家，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希望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军委办事组。 邱会作要301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去了。他认为，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