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林彪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形成包括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李作鹏 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在内的特殊政治集团。 在酝酿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 选举前，关于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较高。康生、江青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1502票（参加投票代表1510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九大一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毛主席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各代表团征求常委人选的意见。 康生提出：黄永胜可进常委。 毛主席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 在一次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常委人选的会上，他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不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多数人的意见：黄永胜不当常委，陈伯达仍然当常委，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谈话。 黄、吴回去后，立即报告林彪。林彪要他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他们对这件事报告毛、周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感到不满。 一九六九年五月，吴法宪等人听到一个新华社记者说；江青等人让他伪造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合影的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黄永胜与叶群还把他们搞到的所谓伪造照片的原件，交给吴法宪，要他复印三份，由他们三人分别保存，作为证据。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之下的。 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 报告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 报告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问题； 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问题； 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汪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彪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大致是：顶端是林彪；下面是叶群，由她负责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吴、李、邱（大联合舰队）；另一方面是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刘沛丰（小联合舰队）。这是核心。外围还有争取的同盟者如陈伯达、汪东兴。 林彪集团的形成，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路线、斗争目标。 林彪集团的政治路线也是逐步形成、暴露出来的： 首先通过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就开始暴露出来。陈伯达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其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再次，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中说：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最后，王飞为林立果提出政变纲领是；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林彪集团的斗争目标，通过参加一九六八年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活动也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枪杆子”集团，而把原中央文革的成员看成是“笔杆子”集团。而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林彪争夺接班人位置的，就是这个“笔杆子”集团。他们所谓“枪杆子”集团与“笔杆子”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二、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九七0年三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一九七0年三月七日，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一九七0年三月九日，住在苏州的林彪，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一九七0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一九七0年四月十一日，夜间 11点 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一九七0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 陈伯达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的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 一九七0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一九七0年五月中旬，吴法宪见到林彪时，问林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 林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 （据吴法宪1971年 10月 21日交代）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赠诗题词，摄影留念。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向叶群写了一封信，再次表示他们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一九七0年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出非难。他们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 一九七0年七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讨论修改宪法的通知 1970.07.20；中发［1970］5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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