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左派：右派“精英”妄图消灭中国农业，摧毁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茅于轼：

　　——“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农业本来是最重要的行业，而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

　　——“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

　　——“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

　　——“现在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很便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住房，大家买不起。为什么住房贵?是土地的价格贵。为什么土地的价格贵?缺少土地。为什么缺土地呢?18亿亩红线给卡住了。”

　　——“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这个观点(保护耕地)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

　　——“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

　　——(记者：“有批评者称，您有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论断，是在为境外基金会传声、代言，而且您本次调研报告恰恰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们所有的研究，没有一个是别人授意我们做的，都是我们主动要做的。

　　7.左派：右派“精英”鼓吹损人利己、贪污有理。

　　茅于轼：

　　——“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道德能值多少钱?”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

　　——“君子国里的每个人都要损己利人，结果造成一大堆矛盾;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

　　——“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因为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此种行为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

　　——“同一件事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

　　8.左派：右派“精英”所谓“法制”是欺骗，所谓“民主”是无政府。

　　茅于轼：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9.左派：右派“精英”是买办资本家和国际垄断财团豢养的走狗。

　　茅于轼：

　　——“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

　　10.左派：右派“精英”没有科学，只有阴谋诡计和狂妄自大。

　　茅于轼：

　　——(当记者问：“您提到个税起征点8000元起，这是怎么得出来的?”)“我随便说的”。

　　——“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

　　你看，象茅于轼这样积极主动配合左派揭露的右派“精英”是不是很难能可贵?有如此活宝整天上窜下跳当义务反面教员，左派难道不该举双手欢迎?

　　不过茅于轼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的，有些东西他还是留了一手，得经过自己大脑的思索分析才能看出来。

　　比如，茅于轼说：“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把这些话串到一起就能明白茅于轼毫不留情地给了某自作聪明兼自作多情的小人一个大嘴巴：你给老子平反?老子不稀罕!老子要的不是你平反认错，而是你这个党彻底下台——“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这句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似乎是泛指一切“统治者”，但这句话前头已经毫不含糊地点出了“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稍微懂点逻辑就能明白这个“统治者”在这里不容置疑指的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茅于轼实际说的是“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的权力”即“共产党下台”——茅于轼虽然没有直接叫嚷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但又确实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又比如，茅于轼宣布：“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不论出于什么借口，是阶级斗争也吧，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乍一看，茅于轼很把“人民利益”当回事。但是别忘了一个大前提：只有富人才谈得上享受，穷人为生存而挣扎尚自顾不暇，哪有条件享受?而茅于轼早有结论： “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平等的”、富人“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这就是说，所谓“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的真正含义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占人口5%的富人追求生活的享受”。换句话说，茅于轼的真正结论是：为了占人口5%的富人的享受，必须牺牲领土完整、牺牲国家主权独立、牺牲正义。

　　再有，茅于轼一面义正词严：“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似乎很反贪污;而一面又公然宣称：“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转眼就“贪污有理”了。这是怎么回事?

　　且看这段报道：“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讲到中途，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给家乡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某日他在北大给五十多个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课。书记们激动得不时鼓掌，会后纷纷要求与他合影。有几位过来跟他说：于老师啊，您讲的都很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啊。”(南都周刊：于建嵘红了2010-12-08)(http://www.nbweekly.com/magazine/cont.aspx?artiID=12431)

　　这段报道说明什么?基层的强制拆迁有不少是上头压下来的，是从上到下布置下来的。为什么?“房地产是支柱产业”、“GDP压倒一切”、“政绩压倒一切”……谁的馊主意?“大领导”的“智囊团”——茅于轼这样的右派“精英”。

　　这就是茅于轼这些右派“精英”的损招：依仗“大领导”大闹GDP第一、政绩第一，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硬逼着各级领导搞房地产投机;对共产党的干部教唆“贪污有理”，惟恐你不贪，惟恐你不强制拆迁——等你贪了拆了激起民愤了，他再一转身翻过脸来大骂贪污，对老百姓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坏，政治制度坏，要制止就得“彻底政改”、“改旗易帜”、“普世价值”、“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鼓吹贪污、强行摊派强制拆迁、激化社会矛盾的是茅于轼这些右派“精英”，大骂贪污、把自己制造的社会矛盾激化全部赖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也是茅于轼这些右派“精英”——自己捣鬼自己抓鬼，自己做贼自己抓贼，到处煽风点火、来回挑唆、制造矛盾、激化矛盾、惟恐天下不乱，这是哪一出?《三国演义》里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三国演义》里的王司徒用一个貂婵离间了董卓和吕布，让他们自相残杀，让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阴谋家一举夺得了大权，再用这个权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如今茅于轼这些右派“精英”也来了个“‘精英’巧使连环计”，用国家资产、房地产当“貂婵”，唆使引诱手握大权的人带头贪污腐化，制造腐败，制造贪官，制造民愤。然后利用民愤，大闹“彻底政改”、“改旗易帜”、“普世价值”、“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公开赶共产党下台。

　　茅于轼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口无遮拦，但总归“大事不糊涂”，对右派“精英”的最高机密还能绷得住劲留一手，必须经过认真分析总结才能看透其奥妙。尽管如此，茅于轼仍然算得上一个出色的反面教员，对认识右派“精英”的本性大有帮助，值得大家好好欣赏玩味。

沧海横流2010：茅于轼，我坚称你为卖国贼

　　首先声明：我沧海氏既不是什么研究茅于轼的专家，那除非是我要自减阳寿;也不是像王朔那样借攻击名人来扬名立万;也不是像凤姐那样卖丑求名自我炒作;亦不是有人给了我五毛钱要我当枪手;更不会像现在我要说的茅于轼一样恶毒攻击毛主席以达到其罪恶目的。我自上次写出《茅于轼，我不再称你为老狗》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6/19/13/6_1.html后，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再写出一个关于茅于轼的帖子。但我看到他这一阶段又风生水起，跟随着主子蹦踏得很欢，又有网友指出我那帖子“理性不够”，故下面我就再狗尾续貂，来理性地说说他，这也纯粹是出于一个普通而正常的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责任心。

　　从茅于轼的一长串闪着金光的标签和招牌来看，他绝对是一个压箱底式的国宝级人物，是万年一遇的国字第一号，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指明灯。但实质上呢，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特务卖国贼。我说这话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不怕，因我有足够的证据。更何况连他自己也说“卖国是无罪的”的呢!由于他罪恶累累，故本案卷较长，请耐着性子听我慢慢道来(还是先打个预防针吧，要是你拍坏电脑桌可不能怪我，都怪这老贼)：

　　一、证据

　　1、政治上：他反党叛国

　　当今网络是开放的，大家在网上屡屡会看到打倒共产党,攻击新中国,尤其是污蔑毛泽东的帖子与留言。而这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茅于轼这样的胡汉三还乡团成员，他打着为人民利益的旗号,像疯狗一样歇斯底里的彻底暴露出反毛反人民的牙齿，白森森的。关于这点我后文还有分析，在此不赘述。

　　有一件事不能不说，“零8宪章”是由海内外动乱分子纠合在一块发起的，为1989年六四风波20周年搞点事的文件(茅于轼称那事为“六四开枪”而不是“六四动乱”)，内容和政治目的很明确：即公开颠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政权，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中国分裂成联邦制国家，建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303人的签名中，茅于轼赫然排在这些动乱分子名单的最前面，他要为再搞一次颜色革命摇旗呐喊。有人怀疑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他笑而不答，含蓄蕴藉之美跃然于老脸之上。就凭这一点说他反党叛国应该没错吧。

　　茅于轼说过：“成功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其他的道路现在还没有成功。所以我想还是按照发达国家已经有的经验来安排比较有把握一点。”我想问他：那为什么那些走西方道路的许多亚非拉国家却没有成功呢?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不看具体实情啊!他也真不愧是书香门第名门之后，宇宙经济学那个研究叫著名啊，连说话也是滴水不漏，文法水平极高，都能精确到这“一点”，其实，你干脆直说全盘拷贝美国得了，干吗绕这好大的一个圈子呢?

　　整治腐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而茅于轼却说“贪污五千亿不是大事”，朋友们啊，五千个亿(我认为目前一年的贪污受贿等还不止这个数)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每年有3个三峡水电站化为乌有。可是这在他眼里，竟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看来，他一点也不心疼纳税人的钱，他是早就铁了心要誓与老百姓“不共戴天”的。另外，这五千个亿所牵涉的问题和后遗症太多太多。对于这点，他应该知道其严重后果，但他偏这么说，摆明了就是希望官民愈对立、社会愈动荡就越好，这就是他的狼子野心所在!

　　2、经济上：他捣乱破坏

　　茅于轼说：“现在我们走的是保护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是谁成功了?是茅于轼为之代言的的官商既得利益集团成功了。市场经济追求的是个人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人民将来的利益而去投资;也不惜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甚至不惜工人的生命(矿难频发即是例证);更不惜破坏环境矿产资源搞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在铜臭飘香的这个年代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捞到钱就是好猫，人们捞钱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卖灵魂、卖肉体、卖官帽、卖地皮、卖国企，只要能卖的的什么都卖，而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活命，甚至发展到男性不得不去黑砖窑当奴隶工，女性不得不为养活老人而出卖肉体的地步。君不见2008年中国平安高管马明哲的年薪是6600多万元，而贵州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黄都镇砖房小学教师杨贤祥的月薪是44元5角，年薪534元，这两者相差1万2千多倍。这样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难道还是好社会吗?这样的社会到底是谁成功了还不是一目了然么?

　　茅于轼无数次炮轰关乎国家安全的基本国策——18亿亩耕地红线!他抛出此谬论，谁最欢迎呢?很显然是美国。这我在上一篇帖子中已略有分析，但我还要说说。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飙升，一些国家和地区马上出现了米荒，直接造成民众生活困难和社会动荡。但中国受这场危机的影响比较小，靠的就是这18亿亩耕地红线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可见粮食的战略意义多么重大。而像茅于轼这样置本国人民的安危于不顾，想让中国出现粮食危机、想要中国因缺粮而受控于人，这不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那又是什么?

　　更可气的是他断言道：“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那么请问：到底谁有权界定中国是否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呢?你想说的是美国吧，因联合国是无用的。那好，请看：美国他可以越过联合国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他可以出兵巴拿马将一国总统“缉拿归案”，他可以将一个主权国家的驻外使馆夷为平地，他可以凭莫须有的罪名大举侵略伊拉克阿富汗而使两国人民生灵涂炭，他还可以不断的悍然卖武器给他承诺坚决不卖的那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省。美国做这些事，有没有“犯天下大忌”呢?而中国横遭美国的弹压扼制，稍一吱声，美国就会很不爽，认定中国“犯天下大忌”了，而你茅于轼一定会举双手赞成主子的说法，并且还会说中国会受到“天谴”的。你们干这样的缺德事是有案可稽的，08年汶川地震你们不是这么说的么?你不会认为这次舟曲受灾也是“天谴”吧?(在此我谨向舟曲遇难同胞致哀!)

　　茅于轼又为自己辩解说：“房价太高不是开发商惹的祸，那是因为国务院限定18亿亩红线造成的。”这专家将吃、住问题对立起来解决问题，水平就是不一般，但总让人觉得他有点“缺心眼”，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家用脚趾头想一想：如果那样，耕地是很少了，房子遍地都是，房价会自动下降的，但人们楼房里吃啥呢?啃馒头是没有的，只好啃砖头了，成吗?那他会说你们不知道吃“山珍海味鱼翅海参”呀。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是打着为购房者着想的幌子，为开发商谋取“软黄金”——农民手中的土地。因此他跳出来为高房价开的药方，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断子绝孙的药方，是扰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条毒计。这样阴鸷歹毒的大好人到底是谁家的好人啊?!

　　茅于轼还直接为美国主子经济侵略中国帮腔。就在美国强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他发表了文章《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题意很鲜明，就是为了清扫人民币升值的障碍，直接为美国主子服务。为了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必然性合理性，他独辟蹊径的编造出“最优汇率”理论，其“最妙的”解释是：“这样的汇率不但对我方是最优，同时对对方也是最优。因为我方收支平衡时，对方也是收支平衡的。” 要是按照他的理论，索罗斯们一定是永远赚不到钱的，因为如果不利于对方必定同样不利于我方。那么当年索罗斯们阻击英镑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不必动用大量的英镑、也不用一天两次提高利息来顽强抗争了，只要请出茅大师去公布这一伟大理论，一定会把对冲基金经理们雷倒一大片，然后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了。另外，他们在制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茅大师是不屑于施展这个伟大理论的，单等到人民币汇率大战前夕才公诸于世。他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呵呵，他就是想不劳美国索罗斯们亲自动手，只要他一个人就能够左右开弓把人民币打趴下而让他们满载而归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像他这样如此肉麻的为其主子帮腔，也从来没有享受到如此“最妙”的结论。茅老先生啊，你要做点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事情啊，不要尽干这种缺德带冒烟的苟且之事啊!

　　3、社会上：他杀贫济富

　　茅于轼说：“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既然是“国际通用”的，那应该与口口声声说要与国际接轨的茅于轼的观点不违背呀，现在他怎么上下嘴巴皮一搭说没就没了呢?这比变色龙变化还快的观点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大秘密。说穿了，就是希望中国社会越乱越好，好让他的主子趁火打劫!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了。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稳居世界第一。而且这种趋势毫不见缓，社会的天平还在不断倾斜。我国的基尼系数2006年已达0.46警戒线，现在应该已经达到0.5危机线了吧。这并非我的武断之语，请看：山西黑窑奴工的血泪、被拆迁者被活埋、富士康员工半年时间13连跳、讨要工钱的民工被砍断手脚、对生活失望的穷人愤而砍杀幼童、官方极少公布的各地民众起来集体维护自身权利，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说明着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吗?!

　　但茅于轼认为穷人富人在享受上差别不大，从而论证出“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他的论据是：“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这真的让我糊涂了，穷人只能挤公交车，有的人为了省钱，不得不骑自行车。炎炎夏日里是一身臭汗，寒冷冬天里是瑟瑟发抖。这些为生计折磨的事能称上是“享受”吗?而富人买得起汽车，车内还有空调，不用担心冷暖，闲暇时还可开车到天上人间去品尝野味。那才是真正的“享受”啊!从这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享受差别大不大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了。大家看一看，他硬是在瞪大眼睛说瞎话!

　　另外，茅于轼在此说法中还暗含着富人“买额外享受”是天经地义的意思。如果他们的财富像盖茨袁隆平李嘉诚那样靠自己真才实干积累的，我们不能嫉妒，而应敬佩。事实上，袁隆平们由于懂得财富的艰难和社会责任的重大，根本就不会去买什么额外享受。前一阶段有人造谣说袁隆平有六七辆小轿车，结果被证明是纯粹的子虚乌有。倒是那些大发不义之才或来路不明的富人才会一掷千金的买额外享受的，君不闻有煤老板买悍马高级越野车要连上面的美女车模一块买走的事情吗?他们的财富是通过种种途径巧取豪夺来的，本质上是人民的财富，这些人买享受，“崽花爷钱不心疼”, 我们能同意吗，心理能平衡吗?

　　更绝的是，茅于轼口口声声拒绝承认中国有贫富差距，但又口口声声“穷人富人”，如果没有贫富差距，哪里来的穷人富人?这种自相矛盾的骗人话他居然也说得出口。茅于轼还谆谆教导百姓要知足，说：“改革前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呵呵，这样的逻辑未免太小儿科了，是连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都不懂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秦始皇没见过一个电灯泡吧，我可见过无数个了呢，按他的逻辑，就凭这一点我比秦始皇都享受多了。原始社会连衣服都没有，人们不得不用树叶遮羞。古人尚知道这样来遮羞，而他一嘴胡话连老脸都早就不要了，真是现世现到他老家了!

　　茅于轼还说：“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中国劳工的工资真的很高了吗?要知道，即使每月1000元工资标准，约合年薪1750美元(按2009年汇价计算)，仅仅是美国2009年人均收入的近46400美元的1/22，如果以单位时间的收入计算，考虑到中国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要比美国劳工长约一倍，中国农工的单位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40左右。这样对比下的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是高了吗?再说，工资标准高了，穷人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上当受骗呢?要真是这样的话，请茅于轼给我狠狠地涨上几级工资，让我好好地享受这上当受骗的感觉!好一个“逗你玩”的茅于轼，你这是什么样的狗屁逻辑!有你这样的专家精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耻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