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三）：那些被福特基金会“攻坚”了的人 ... ... ... ...

　　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在过去很多年里，慷慨解囊，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巨大推动。就我参与项目而言，如1993年对公民权利状况的研究，赞助‘外国法律文库’和‘宪政译丛’翻译和出版，赞助法官培训等。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中央党校以及民族地区教育事业都受到很多资助，盛情可感!”(2013.8.5.http://weibo.com/weifanghe?source=blog)

　　宪政思潮里的核心人物陈小平2002年曾承认：“当代宪政话语在中国复兴的最初源头可溯及到90年代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宪政研究项目的支持计划。当时，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一批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中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计划。为进行这一研究计划，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其策划的研究战略包括宪政研究骨干队伍的培训、当代世界各国宪政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当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等。……为这次培训班而准备的教材、资金以及逐渐积聚起来的宪政研究的人力资源则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90年代初宪政话语在中国的兴起储备了一定资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出现的着名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宣传阵地《公共论丛》以及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梁致平、贺卫方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中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研究课题基本都是"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的遗产项目。”

　　吴敬琏

　　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张维迎

　　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周其仁

　　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附文一：马耀邦：美国慈善组织与中情局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除了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之外，另一个杰出的慈善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显然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

　　不幸的是，新的农业技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印度农民的灾难，因为它以三种仅有的杂交种子取代了小麦、玉米和黍等传统作物，导致粮食供应进入一种危险的平衡。而且，高产量的种子易遭虫害，导致30-100%的损失。其它有害影响包括土壤侵蚀、高投入和水资源短缺。更为重要的是，绿色革命给农民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农村人口贫穷程度的提高。结果，在过去的十年，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减轻高成本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债务负担。6、7

　　尽管绿色革命在亚洲遭到了失败，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发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绿色革命已经绕开了非洲，它将支持“推动改良政策，建立合作关系，以达到技术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从而实现绿色革命”的活动。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看来，“归类于‘绿色革命’名义下的技术性变革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实施多年，它完全无法解决饥饿、营养不良或贫困。”9事实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对“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倡议表示不满，批评它带来了环境和社会成本，还可能破坏“非洲农民土生土长的种子培育文化”。9

　　虽然盖茨先生承认他对农业不甚了解，“对于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种等事物已经画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10但他相信，技术是非洲的解决之道。这可以从2008年联合国气候与粮食峰会上得到证实，在峰会上，盖茨先生就粮食问题，与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国跨国公司坚决站在一起。而美国跨国公司是化工技术和转基因种子的开发商。实际上，“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学肥料，从而利用向非洲供应粮食牟利。”12遗憾的是，向贫困的非洲农民推销化肥，将使他们陷入更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非洲农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西方补贴的农产品，它和转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场泛滥。结果，非洲农民丧失了其市场占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热情，他们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贫困。11

　　事实上，为了团结美国政府和海外的跨国公司，盖茨先生及其基金会与其它美国慈善组织并无二致，他们乐意成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或增设机构。最不祥的和最惊奇的是，鉴于美国基金会过去在全世界的行为记录，中国竟然允许它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甚至给予它们与中国的组织交往的权利，而这些中国组织能够对中国决策者产生影响。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不允许任何中国机构有机会对华盛顿造成任何影响，也不允许他们有从华盛顿获取特权信息的机会。在美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叛国行为。

　　注释：

　　1. 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 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

　　3. 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 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 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6. Shiva, Vandana: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unjab”, The Ecologist, March-April 1991.

　　7. OlyBlog: “Vandana Shiva Visit Olympica”.

　　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ur Strategy”.

　　9. Food First.org: “The Second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Response”, January 30, 2007.

　　10. Bill & Mi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09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 Agriculture”.

　　11. Parson, Adam W.: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e”, stwr.org, September 6, 2008.

　　12. Null, Garry: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