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是由一九七0年八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倒张事件”引起的。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大家都比较清楚，就用不着更多讨论了。 三、召开华北会议 一九七0年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一九七0年九月八日，郑维山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郑维山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保密的风气”。还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 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林彪的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 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 郑维山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 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 在会上，郑维山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 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让人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有人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 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然而，军委办事组认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38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38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38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38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38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38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38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 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认为。 38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学习38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38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邱会作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邱会作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他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邱会作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 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 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 “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18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黄永胜、李作鹏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12.19；中发［1970］77号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去参加华北会议前，请示毛主席： “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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