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6章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 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 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这一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等人在《关于当前形势与对蒋介石的方针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说： 当前形势，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对蒋介石“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2月2日，毛泽东在关于新四军今后集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根据华中的形势，以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扫荡”，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 新四军军部据此对各师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对日军采取分散的游击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对国民党顽固派主要是运动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击战和阵地战。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电文中说： “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此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尴尬局面，决定在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用以掩饰其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战营垒的罪行，缓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2月19日，周恩来将中共7个参政员的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很难出席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中共。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中共“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中共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12条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 2月23日，毛泽东应军政杂志社请求，出版了他在1936年冬天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残余影响，在出版按语中写道：“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要求： “全党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而不应该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2个12条是：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中共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临时解决办法12条，函文中首先说明：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附列于后，倘此12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1天，是为了争取中共参政员出席。中共的坚决态度，使他的企图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中共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又不得不保证说：“今后，再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写道：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他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具体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后来，毛泽东曾经就此一斗争总结说： “我们的攻势，即双12条及不出席，结果迫使蒋介石作正面回答，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12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党内指示中写道： 各根据地必须“加强党内的政策教育，纠正过‘左’思想。 3月间，国民党召开八中全会。因为柳亚子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开除了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他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写的序言中，强调要面向实际，调查研究。他说：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都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3月，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他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张如心写道： 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3月，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于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出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华中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军事战斗频繁，八路军、新四军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到约40万，华北产粮区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3月（一说40年冬），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在绥德一带屯田，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此后，朱德和留守兵团负责人到南泥湾考察。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南泥湾地肥水美，人口稠密。在清朝年间，这里民族纠纷迭起，百姓为避战乱，相继弃乡背井。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烂泥湾。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于是，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同时，以警4团在鄜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将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王宏坤）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后来，359旅在南泥湾奋战2年，创造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丰收景象，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陕北的江南”。其他部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82％。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中央办公厅机关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湾，他们开辟出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也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她还发挥自己的专长，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编织了十几件厚厚的毛线衣。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电报催促下，才来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来到杨家岭时，毛泽东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毛泽东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让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毛泽东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药品买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给他送去。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续范亭住的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里，去看望续范亭。毛泽东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拉到礼堂讲话。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看望毛泽东。当续范亭走进礼堂时，毛泽东一眼看到他，中止了讲话，马上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询问他的病情。续范亭告诉毛泽东，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泽东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才继续上台讲下去。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随着续范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从柳树店移居杨家岭党中央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他们不时见面、交谈。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1941年4月，毛泽东亲自修订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 “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4月间，在国统区搞秘密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千里走单骑”，历尽艰险返回延安。毛泽东专门请他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和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 “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以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有这个矛盾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过节，那就是原来高岗还兼任着萧劲光领导的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他只是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有一次，飞机场正在维修，有飞机要降落。萧劲光命令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由于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引得萧劲光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 毛泽东知道高岗和萧劲光之间的矛盾后，多次把萧劲光等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那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就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飞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