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 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 1941年以后，《新中华报》内容不够，3日1刊周期长，分量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通知》发出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本刊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 5月，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泽东。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病倒在华中战场上。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 毛泽东在延安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徐海东回想起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一是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二是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经验教训的骨干；三是敌后斗争虽然还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于是，毛泽东就开始发动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出席高级干部会议的通知，韩光见其他几个科长都可以参加会议，唯独没有自己的份，心中很是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演讲，便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了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两三页纸，并不念稿子，偶尔看上一眼，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引起听者的注意，直讲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会场上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严肃地批判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他在批判党内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时说： “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自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便正式开始了。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为成为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中共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毛泽东发布《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队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符合党的财政经济政策。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和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问题。 这一天，适逢天降暴雨，电闪雷鸣。突然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会议室，“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受到巨大震动，很多人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惊魂未定，会议室内传出“救命”的呼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扶了出来。受伤的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只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可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场暴雨中，南关市场上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栓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汉子因为对时下的负担过重很不满意，就借着此事在大街上扯着嗓子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个汉子抓起来，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道：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原来，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公粮猛增到20万石，人均负担高达1斗4升，比1937年提高了十几倍。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比前几年就重多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救国公粮仍然很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自然难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大骂共产党、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好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1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他说：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的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6月18日，毛泽东就华中抗日反顽斗争的策略方针，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陈毅二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望向他们学习。”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原来，和黄有凤在一起的女孩子叫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现在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想等抗战结束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红着脸把情况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来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问题，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7月，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他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名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不久，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旧报纸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几个大字，他写完了，又重写了一幅，然后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是年夏季，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来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 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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