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8章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 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4次会。毛泽东和王明在会议上就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短兵相接、公开交火。 9月10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里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长达4年时间里，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错误路线。“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建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外，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他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 9月12日，王明在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击。他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王明还说，早在苏联的时候，他就反对博古的错误，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王明的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批评，希望他检查和改正错误。 与会者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泽东——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政策，都是“左”的错误政策。他在尖锐地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后，又检查了他自己受王明路线影响，在那一时期存在的一些缺点和所犯的错误。 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民调查》的讲话，他说： 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等问题。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担任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负责指导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整风运动。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演讲。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早已来到的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坐，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坐，大家静静地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1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矮胖个子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却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个子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他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百分之百损失了，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夜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重申了他在7日谈话中的看法。他还坚持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说他“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毛泽东发言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毛泽东专门为书记处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 可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书记处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和王明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地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暲要认真负责。傅连暲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暲的助手。李富春、傅连暲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暲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毛泽东 且说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他说： “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他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毛泽东还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说： “要彻底根除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要保证除汉奸和破坏抗战与团结的反动顽固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说话的自由，说对了，我们应该欢迎，学习别人的长处；说错了，也应该让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这里以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 毛泽东热情地希望参议员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为减轻群众负担，克服目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献计献策。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李鼎铭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1941年，他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代表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说： “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均很大。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即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约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还指示说： 根据日军进攻的特点，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3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只有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土制武器，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等，使敌人到处疲于奔命，才是今天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唯一道路。 再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随着会议的一步步展开，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他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地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联名拟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供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吗？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中共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且说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地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毛泽东大传》再版稿倾情大赠送 作者QQ群号：327239730有下载，也可在留言处留下您的邮箱。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联系电话：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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