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七一工程的由来 林彪集团要搞武装政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林彪并不承认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路线教育。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这两次会议，特别是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为林彪集团提供了承认错误的机会。但是，林彪拒绝出席会议，黄、吴、叶、李、邱虽然作了检讨，也只是为了蒙混过关。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实际情况是； 一九七0年九月，林立果就开始以广州的空军、民航为据点，进行活动。 一九七0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说明，林彪集团打算改变战术，从上层打破缺口改变为从下层打破缺口；从以空军司令部为据点改变为以广州或上海为据点。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华北会议结束以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40页） 有人认为：林彪的上述讲话还不足证明他知道林立果以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他看过这份纪要。 的确，现有的材料都是间接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林立果在上海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时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于新野对李伟信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现在的人可以声称他们对这些材料有怀疑、不相信。可是，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是没有怀疑、非常相信的。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跟随一个初出茅庐的林立果去干这种有杀头危险的勾当呢？ (二)五七一工程的制定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二十四日，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根据林彪三月初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的指示，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林立果又跑到杭州，与陈励耘密谋。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继续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1，当时，林立果确实制定过这样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吗？ 当时参与讨论、起草这个计划的人，一共是四个：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九一三以后，唯一留下来的活口，只有李伟信。计划起草的过程情况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可信吗？好在后来查获了一个记载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的笔记本。李伟信提供的计划内容与《纪要》的内容基本一致。 2，九一三事件后查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 记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记本是由空军学院的一位老工人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交出来的，如果说是造假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么快。 见过这个《纪要》的人不多，李伟信虽然参加过这个计划的的讨论，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纪要。但是，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它与林彪集团实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致的。而参与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是很多的，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 3，林立果召开过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在一起谈话。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参加谈话的人的供词与记载大体一致。 分歧在于：林立果等人把这次谈话叫做会议，甚至叫做“三国四方会议”。这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四个人中，王维国代表上海，周建平代表南京，陈励耘代表杭州，而江腾蛟不代表任何地方部队，只负责协调三地的行动。而参加这次谈话的其他人，则不承认是参加会议，只是参加了一次谈话。 (三)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他们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四、策划谋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 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民航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到北京要轻武器。 这个人对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 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 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 形势： ◎会议15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讲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 编组和庐山一样。 ──算旧帐姿态。 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 △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 ◎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保密。 ──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 ──枪不搞仪式 防止出内奸、叛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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