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

　　——伙同世界银行掌权的美国佬,炮制旨在最终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长期规划。

　　2012年2月27日, 世界银行网站公布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方案: 《2030年中国: 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早在这份报告问世之前，就有人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过大关，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世行报告出笼，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个报告就是所谓“顶层设计”。这伙人便是报告起草的参与者。

　　何谓“顶层设计”? 难道胡锦涛同志不算“顶层”吗?他强调的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难道不是“顶层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吗?还有，中央编制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不也是“顶层设计”吗?再有，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改革泛市场化、过度商业化造成的后果，中央在这些领域分别出台了带有纠偏性质的深化改革的方案，这些难道也不属于“顶层设计”吗? 世行及其中国的同伙熟视无睹，究竟是何缘由?原来他们是企图给世行报告戴上“顶层设计”的桂冠，夺得改革的领导权、话语权。这个“顶层设计”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呢? 在洋洋大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什么样的真实战略意图呢?《报告》的要害，就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为诱饵，用20年时间把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到10%，而且应当保证国有企业按照商业化规则运营，不得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要打破垄断，降低私有企业进入门坎，准许私有企业进入社会保障事业，开放资本项目，依靠市场力量对国有经济进行整合，企图分步骤地用渐进办法最终摧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和经济基础，把中国全面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继续充当西方国家的打工仔、提款机。熟知近30年苏联、中国等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世界银行底细的人们，对这个报告并不会感到陌生。它不过是老调重谈，用中国人能接受的(实为蒙骗)话语来推销陈词滥调。

　　必须指出，世行和我国政府机构合作的这篇报告，事关我国发展大局，事前未经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授权，事后又未经立法机关审核批准，是完全违反宪法的。

　　——肆意编造、恶意曲解马列著作，鼓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合流，以挽救其颓势。

　　说中国新自由主义信徒只是“二道贩子”的角色，这似乎小看了他们。他们好歹读过一些马列著作，现在总算派上了用场。美国师爷说，计划经济是种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他们便推出列宁，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就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为一家“国家辛迪加 ”, “即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作者断言，“军事共产主义”是“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对列宁原意的蓄意篡改和对历史的恶意歪曲。对于计划经济，不能否认它的弊端，改革不能到此止步。但也不能任精英人士往它头上泼污水。所谓“行政命令经济”，这是对“计划经济”的片面歪曲。斯大林说过国家计划具有指令性。它的本意是说，国家计划经最高苏维埃(立法机关)通过后，就具有法律效用。中央政府对地方、部门、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分别实行直接计划调节、间接指导性计划、自主计划。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农庄庄员家庭副业和宅旁园地为形式的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城镇居民果蔬副食品的主要来源。职工住房私有化，轿车早己进入家庭。全国城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制度和十年制义务教育等(在实行“休克疗法”时都不敢动摇)。英国首相邱吉尔坦承, 当初他曾想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之中，但他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却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前几年, 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有一批学者领头打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旗帜，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劳动群众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和支持。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猖獗一时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有几个投机者眼见新自由主义失去强势，便从第二国际旧武库中翻箱倒柜抬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是，给这件锈迹斑斑的武器披上了“晚年恩格斯”的外套。其手法，和他们的同伙对待列宁一样，是肆意歪曲篡改，欺世盗名。他们所谓“晚年恩格斯”，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 和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附录。据网上传播的辛子陵在一个讲演中说，“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懂得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牢记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辛子陵断言，马克思恩格斯 “ 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转引自《中华魂》2011年第7期)

　　恩格斯的原文刊登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把原文和辛文对照阅读，就可以清楚地暴露出辛子陵行骗的丑恶伎俩。第一,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表述的、被辛子陵当鸡毛抓住的观点，原本是恩格斯的科学历史观创立处在“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的不成熟的现点，恩格斯本人后来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辛引用的那段话之后，恩格斯紧接着指出: “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 披着羊皮的豺狼。” 辛子陵及其同伙不正是这类人吗?

　　——无视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灾难，追随戈尔巴乔夫之流，步叶利钦后尘，图谋把中国拖上俄罗斯灾难之路。

　　据媒体披露，苏联解体完全是美英政府精心预谋、一手策划、假手戈尔巴乔夫操作的政治阴谋。全盘私有化，成了对人民的空前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严重的灾难。仅仅5年的时间(1992-1996)，经济上造成的破坏等于卫国战争时期的2.5倍，通货膨胀达到5000倍的天文数字。20年过去了，除了天然气产量之外，其它经济指标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过上西方富裕生活”的美梦早己化为泡影。在国际上，俄罗斯已沦为二等公民。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俄罗斯都没能幸免。

　　危机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促使俄罗斯人民、政治家、学者纷纷反思，推动了俄罗斯人民觉醒。2001年7月，俄罗斯电视第5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的辩论节目。在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时，72%的电视观众和82%的互联网网民都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 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 93%的电视观众和88%的网民都认为是一场灾难!

　　俄罗斯经济现在已开始进入复苏。但这将是一个缓慢、曲折、艰难、长期的过程。俄罗斯走向何方? 这将决定俄罗斯能否重新踏上强国富民之路。

　　然而，近几年，那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在我国又再次泛起。现在，他们批判的矛头己经不再局限于计划经济了。口诛笔伐延伸并扩张到整个体制、模式、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理论。他们叫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模式应当否定，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有人甚至呼吁：“亟须开展一场肃清斯大林流毒的运动”! 按照他的理论逻辑, 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应当划入“流毒”之列，必须“肃清”!接着，便是将中共拉下执政党的“神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赶下指导思想的“神坛”。这便是这帮“改革派”企求的结局。

　　人们也许会问: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呢?恩格斯有句名言: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当一种观念和持有者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时，这种观念便转化为人的行动，变成物质力量。现在，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书本上的条条教义，而是已经形成了一股有经济实力、有纲领、有组织、有舆论阵地的势力群体。对此我们要认真对待，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以为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丢掉幻想，继续战斗。

　　三、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源

　　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包括本土资本及外资)，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条件灵活处理。从原则上看，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极少数国内外的资本家，全民的利益当然要高于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基本常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且存在某些体制弊端，国家政策可以适当偏向外资和私企以促进经济活力。但是，当外资和私企的规模和比重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体时，当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时，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平等对待甚至将全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必须的了。但新自由主义官员的主张却是永远优待外资和私企，歧视国企，直到彻底私有化将国企消灭干净。

　　只有当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制约有效时，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才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当国企提供的劳动岗位充分、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业就业时，公有制经济便主导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才能大幅提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便很难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剥削工人。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存在，会将中国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将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义官员能够相当大地影响经济改革政策，这使当前中国推行的许多经济改革过度地照顾国内外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忽视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发展壮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转移和基本性质的变质。

　　新自由主义官员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处关键岗位，危害极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影响。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下岗国资流失资本家暴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带来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骨干产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出口企业市场化过度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白白外流(稀土行业是典型);新自由主义官员拿中国老百姓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中国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误导，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低于30%，已经远远不占主体。这已经严重颠覆了宪法和党纲的相关规定，但新自由主义官员不但反对落实宪法、壮大国企，反而极力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

　　毫无疑问，极右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干扰源。继续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影响、干扰改革开放，破坏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中国两极分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发展壮大直至控制国家政权。出现这种局面，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改革开放就必然失败和走向邪路，党必然变质国家必然走向动乱。所以，习近平同志三一讲话是及时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四、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要吸取我党90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一方面，大部分的党内矛盾是属于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反应，对于这类矛盾，要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团结、统一、共识，而不能搞斗争扩大化。

　　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党内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对于此类矛盾，决不能无动于衷、姑息养奸。比如某些党员干部背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论、实践早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当前党内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在党内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们却身处某些关键岗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其严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恶极、无药可救的腐败分子，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他们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严重地破坏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以上这两类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所以，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内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必然是“总开关”问题最严重的官员，同时也必然是党内危害最严重、民愤最大的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义官员有更强的拒腐防变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边，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一边。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本身已经是大资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受这些观念侵蚀的官员是最容易腐败的。所以，这些腐败的官员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胡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便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们羡慕国内外大富豪、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被国内外大资本家收买，或者老婆孩子亲戚好友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已经转变为隐形的大资本家。

　　今天中国最突出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贪污国库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在国内外大资本家参与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资流失的无数案例中已经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国最腐败的官员，正如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必然会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披上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面纱。

　　事实上近几年查处的某些民愤极大危害严重的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商务部高官郭京毅(收受外资贿赂，主张开放无禁区)、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主张自由主义，主张按照美国模式搞政治改革)等人都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看不到当前中国及世界存在的显著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如果看不到当前党内危害最大的腐败分子的本质是国内外大资本家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党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同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如果反腐败斗争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论旗帜等政治层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败斗争很容易异化为争权夺利式的内斗和内乱，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附文一：拉美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 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