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为“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供稿。】

　　一、我们应当怎样总结文革教训

　　作为领导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的革命家，毛主席一直是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同时也站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他在革命的过程中深入地思考理论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制度，他领导推翻了旧制度，为了防止旧制度的复辟，又搞了一系列运动，后来发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便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最后搞不下去了，是什么原因呢?他又思考了社会经济基础，这便是他晚年对“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思考，当年是作为最高指示要全国人民学习的，但能弄懂的人不多，所以他老人家一去世，人们便把最高指示放在一边了。但放在一边并不等于就超越了它，那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的科学理论是回避不了的。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主席在总结文革的教训，其他人也在总结。但是，悟道深者得之深，悟道浅者得之浅。有的人总结的教训不过是将其破口大骂为一场浩劫，有的人则认为是不能再斗了，一心一意地谋发展吧。然而毛主席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否会因为人们视而不见就不存在了呢?要想搞社会主义建设，仅靠一种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不出现两极分化，我们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就会拥护共产党;然而，在理论上的空谈的伴随下，现实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着，人们吃了一惊又一惊，眼睁睁地看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丑恶现象在我们身边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这是为什么呢?28年以后，现实逼着我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所思考的问题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对当今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都有一个立场的选择问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所要改造的社会腐朽现象一边?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中间阶段，私有制的不断被克服和共产主义逐步建成的过程，就是它的存在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渡阶段，既存在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因素，也存在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因素，这两种因素之间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就建立在这种矛盾之上。矛盾的解决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交换瓦解了公有制，这便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在苏联已经出现的情况，这是同历史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办法;一种是用公有制克服私有制，让公有原则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社会生活中就存在两个发展方向，一种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消灭压迫和剥削，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一种方向是维持压迫剥削制度，只要自己能站在社会的上层就行了。于是在这两种方向之间就会出现争夺，这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尽管现在不提路线斗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的斗争照样存在，西方人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在继续。

　　人们如果要想对毛主席晚年的实践进行一次彻底的反省和清算，那就要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从这一背景出发，文革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努力，与推翻旧制度，搞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次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毛主席的探索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是全人类的挫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人的挫折。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当今任何一位想要总结文革教训的人来说，都有一个立场的选择问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所要改造的社会腐朽现象一边?

　　二、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毛主席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东西，毛主席为什么要思考这些东西?这是因为，正是在人们所熟知的这些东西里面潜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之前的一系列历史阶段，都存在商品交换，它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为什么需要商品交换，就是因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人是私有者。分工使他的劳动产品单一化，而他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作为私有者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同别人的产品交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货币作媒介，离开了货币，离开了交换，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就运转不起来。

　　而在原始社会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商品交换。“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①]这是由于在这两种社会中生活的人们都不是私有者，他们的产品也不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显而易见，商品交换是以私有者对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私有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在私有制社会，才有私有权的存在，才使人成为私有者。使人成为私有者的，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是同劳动者转化为私有者相适应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它具有使用价值，是它作为劳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它具有交换价值，则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强加到它的身上的属性。“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②]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把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住了，所以，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陷入了错觉，把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看成了产品本身的属性。其实，“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物上的表现。”[③]“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品的价值。”[④]“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商品。”[⑤]

　　由于商品交换关系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所以企图通过行政命令来取消商品交换关系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来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但却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谁也不能通过行政命令使人们成为新人，人的精神上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很难做。有那么一些东西限制着人的思想，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工资制度，劳动力和解放前一样，仍然是商品，劳动者同解放前一样，仍然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仍然要领工资，然后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他们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所以他们仍然是私有者。这跟旧社会比起来，“没有多少差别”。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以劳动者是私有者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以私有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资本论》中所提到的“拜物教”。所谓“拜物教”，也就是以物为本，这是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价值体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都还生活在旧制度的污泥里面。“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⑥]生活在哪一种社会环境，人们无法自由选择。

　　商品经济是私有者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反过来又维持着这种关系，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循环圈，把人们束缚在私有者的发展水平上。在这样一个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反过来造就人的循环过程中，市场经济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不断强化了起来，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方向。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⑦]从私有者的生活过程中，必然要重新产生出私有制的一切，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瓦解，“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三、新制度必须以新人为基础

　　从私有者的生活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如果人们不能认识这一规律，这一规律就会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支配着社会过程。毛主席和私有制斗了半个世纪，终于发现，其根源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改造私有制的生活方式，改造私有者。既然商品交换的环境把人们培养成为私有者，而我们又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要打破这个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超循环，要让新的价值体系进入和控制这个超循环，就需要有一种实践新的价值体系的新人，所以他要求大家“斗私批修”，每个人都应当自觉改造自己，“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培养新的人性，这是毛主席毕生追求的目标。早年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和风俗”，毛主席一生所做的两件事，都围绕培养新人这个目标，他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然后发展生产力，都不过是为做好这件事做铺垫，清扫地基;搞文化大革命，则是进一步向人性中的缺点宣战。他不是把基础工作做好了再提出引导人性进化的任务，而是把引导人性进化的任务与这些基础性工作结合起来做，在引导人性进化的努力中为人性的进化创造基础条件。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后来又写了老三篇，也无非是规范引导人性向上。正因为他做好了这件事情，所以便能把穷棒子们组织起来，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缔造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建设了新中国之后，搞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号召人民搞义务劳动，学雷锋，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直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强调“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无非是为了引导教育人，培养塑造人。

　　要不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应该说非常必要的。现代心理学理论告诉人们，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口欲望沸腾的大锅，其中有向善的倾向，也有作恶的倾向，如果人们压制了那些作恶的倾向，让那些向善的倾向发展起来，人们就会健康成长。反之，如果压制了那些向善的倾向而让作恶的倾向发展了起来，人们就会走向堕落与毁灭。因而引导人们健康发展，这难道不是对人们的真正的爱护吗?有人说，个人的成长或堕落是个人事务，他人不应当干涉，这是不对的。个人的成长或堕落并不纯粹是个人事务，一个人的堕落必然要危及亲人与社会。一个人要想获得充分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最终都要遇到这个人与环境互相制约的循环圈，毛主席所要做的事情也无非是要打破现有的循环圈，将社会生活组织得适合于人性中的向善倾向发展起来，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好人。

　　毛主席的这些想法，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想主义。所谓理想主义，有些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会暗含着一个含义，那就是思想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实事求是。但是，真正不实事求是的是谁呢?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思考是深入的，苏联东欧的瓦解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中国所发生的情况也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而那些讥笑他的人则是错误的。一些共产党人之所以批评毛主席“不现实”，只是因为毛主席所看到的现实与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不一样。而现在看来，真正不现实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自己缺少对社会运行规则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来管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厢情愿，一方面听任市场经济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反过来造就人”的循环过程中强化了起来，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另一方面又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希望社会上没有腐败违法现象，这便是自相矛盾。作为共产党人而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听任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强化起来，只能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筹莫展听天由命，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苏联所出现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些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也经常把马列的词句挂在嘴上，也很想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并不真懂马列，不能超越私有制环境的束缚，“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⑧]所以经常地事与愿违，要摆脱这种困境，共产党人就不能回避毛主席留下的思想遗产，只有继续他的思索，“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弄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引上稳定运行的轨道。

　　现在看来，唯有发生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革命;在此基础上组成的社会才是全新的社会。在人性依旧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斗争，都无法斗出一个新社会，而人性的进化又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文革必然要失败。同样在人性依旧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发展生产力，所搞出来的都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