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49--151章

2013-11-6 23: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54|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49--151章时间:2013-10-30 22:08来源:作者:东方直心点击:102 次“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第149章“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 ...

第151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

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3封信。他在第1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

“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认真地回答说：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2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3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1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3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季涨潮，水流湍急，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在毛泽东第一次找萧军谈话前，萧军正准备动身去延安西北的定边、靖边、安边体验生活，他请毛泽东代他向负责延安地区军事保卫工作的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去见毛泽东。

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3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且说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3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3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地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地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准备，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说：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地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的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3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暲，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话分两头，此时的萧军也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给毛泽东。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他在完成毛泽东交付的任务后，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可以启程去延安西北的“三边”了。

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决定说：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入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团结。”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道：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谈到成都，曹葆华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又把话题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级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毛泽东招乎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谈，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收到此信，骑马涉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且说毛泽东经过历时1个月的调查研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凯丰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贺龙与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陈波儿、江青、丁玲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定在5月2日、5月9日分两次举行。后因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又增加了两次，时间是在5月16日、5月23日。特别是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听毛泽东的讲话，所以到会者竟有100多人。

且说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这是欧阳山尊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

中宣部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始讲话。他在这第一次的讲话中，即《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会前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毛泽东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地鼓掌。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毛泽东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朱德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

“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这已经比爬雪山、过草地时好多了。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

朱德讲话后，陈云讲话说：

“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欢迎，这就错啦。”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萧军，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的发言。尔后，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体会或感想，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发言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还有的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的人带有情绪指责说：“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这些观点一经提出，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议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