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今年即将迎来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

　　无论是这个承继性(形式)或曰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后(其实质已具备某种程度的背叛性)(性质)的政权还是中国民间，都必将进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与领导者、中国各族人民最贴心领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拓者毛泽东同志的纪念。但仅就纪念而言，必定还有性质之别。有仅是流于形式的、不得不作出一种姿态表示的所谓纪念;还有出于一种真挚感情流露、深切缅怀之情寄托的纪念;当然还必定有着出于今昔之鲜明比照从而感怀、悔悟又迷茫着莫衷一是的唱红、恋旧等形式的纪念……以上种种，都是当下社会客观状况所致使而出现的必然现象。我们讲此并不足为奇，也在预料之中。

　　但还必须说明：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集理论性与实践性如此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虽屡经“特别是”闲置、冷遇、污蔑、妖魔化但仍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已经无可置驳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是任“特别是”精蝇怎样费尽心机也无法从人民心中稍许抹去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正确航向标。

　　我们说，纪念毛泽东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作形式上的纪念。那样无异于将一种伟大理论体系置于了空洞化、名义化的虚无地步。虽是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今天与过去了的岁月相比较，无论是从怎样的方面来讲都发生了剧变，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如有些别有用心精蝇所蓄意作淡漠化处置所言的过时了。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将毛泽东思想用之于指导对当下社会的客观认识，再由此作出制定合乎客观社会演变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论。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学习与继承。才是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方式。

　　由于毛泽东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产生的巨大不可替代作用，从而奠基了毛泽东思想的与无论比之重要地位。也由此而致使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从来不曾终止过。也从而产生了许多的学习研究文章。但综合诸多研究结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可以下述的最具代表性。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事，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但“特别是”官方当局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还有如下的“集体智慧”说沿袭至今。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准确表述：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一伟大思想理论集成，还主要以毛泽东同志个人创造性贡献为主。

　　我们说，从“灵魂”角度论及，“三个基本方面”说是比较客观的认识;但接下来的“结晶”论，却难免有极大的主观意识参杂进来，给人有淡化毛泽东同志个人作用而为自己分功、剽窃成果的认识。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世之日，中共当局也是经常提及毛泽东思想，但从未见说有“集体结晶”的片言只语。何况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后来被存世的所谓“理论”、“戴表”、“发展观”等等的，都未曾提及是集体结晶，但怎么唯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被变为集体智慧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客观形成，我们不否认有毛泽东同志个人因素以外的某些成分，但如果由此而将毛泽东思想就衍变为“结晶”说，却难免能以理服人，所唯一能行驶的只能还是以权压人了之嫌了。

　　还是回归正题，我们谈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毛泽东思想。

　　一）：方向论

　　毛泽东同志一生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明确的奋斗方向。

　　毛泽东同志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就树立起坚定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

　　我们明白，毛泽东同志一生爱好读书。他通过博览群书，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作了透彻解析，也从而通过对历代发生的社会变革、王朝更替都进行了深刻思考，对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出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与奋斗都具备了清醒的认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怎样的政权建立、腐朽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都无法避免一个不变规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也是后来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考察期间对毛泽东所提出“窑洞论”的不解疑问。而当时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使得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出路何在。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提出：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我们相信，对于立志救国救民，着力挽旧中国社会于危亡即倒、救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出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来讲，他不能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作出深刻思考，不能不对当时充斥了社会的各种所谓的“救国”论调做过比对分析，历代农民起义胜利获得政权之后的社会状况与依旧未作改观的封建政治统治，都应该促使着毛泽东同志作出深刻反省思考。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极大影响与鼓舞了毛泽东同志，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在心中认准了共产党领导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才是苦难中国走出迷茫困境的唯一良方。此所以他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与探索了毕生的时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要论及所读的书籍之多、之透彻，我们谁也没有与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的资本;要论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论及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与领悟程度，再还有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通透把握，即便是与毛泽东同志同时代的战友，也是无法作比拟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同志信仰马列主义，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于国内期间受了怎样的家庭不公待遇，想通过出国寻找一条更利于个人发展的道路，基本可以说是跟着混的;他完全是通过客观比对，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纵向相比，再通过对世界发展大势(有其是苏联)的横向观察，才科学得出了树立自己坚定马列主义信仰的结果。

　　即如此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产物。”于此我们并不否认。有一点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没有他带领全党同志通过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相结合的道路探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还将是一个未知数。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客观承认“伟人”或历史杰出人物的作用。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亦即统称为“伟人”的，一般是指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对社会发展起过重大促进作用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能够反映时代精神、体现进步阶级要求的先进代表人物。他们于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他们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主要发起者、倡导者。人民变革历史的活动如果不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知道，即使是反动势力极其腐朽了，但你不打它还是不会倒的。而伟大杰出人物能够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们无疑比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人看得高、看得远，他们能够首先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进步阶级指明新的历史任务、斗争方向、前进道路和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可能、可行方案。他们还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实现这一任务。而此，决不是“摸着看”的胸无点墨之辈可以胜任的。只有如毛泽东同志那样深入调查社会、深刻把握人民心理诉求，明白人民的利益追求并能及时顺应这些诉求与追求，并能善于利用此作为发动社会变革的巨大促进力的伟大人物，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这也是时代召唤英雄，时势锻炼与造就英雄人物最客观映现。

　　所以，我们才得出结论：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树立的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并具备了实现这一伟大信仰的无比坚定信心与能力，并能通过追寻信仰完成的过程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制定出最符合开展斗争的路线、方法，再有顽强坚韧的斗争毅力，百折不挠的斗争勇气，以及个人巨大的表率作用，丝毫不具私心杂念干扰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顺利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而此，与“结晶”说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相信人们自己即能作出正确判断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首先要纪念他无比坚定，持之以恒的马列主义信仰。决不为任何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的蛊惑与歪理邪说所动摇。惟其如此，才能告慰毛泽东同志在天之灵。

　　该段最后，插一句题外话：但若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乃至于刘少奇也好，他们即便后来能在毛泽东之后的“特别是”社会掌握大权，相信也不至于能如某人那样不知自重厚颜无耻、私欲膨胀利令智昏而作出“集体智慧结晶”的结论。

　　二）：方法论

　　要完成在中国进行武装革命的胜利，还要在取得政权之后兑现对当初追随革命的人民所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道路，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通过实施对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阶段所出现问题的客观把握，制定出符合实际斗争与发展需要的策略与方法，才是保证完成历史任务的最基本条件。我们下面可以看毛泽东同志是 怎样带领全党团结各族人民出色做到这一切的。

　　1.阶级性

　　所谓阶级，作为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群划分，由于它们各自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因而被分配的社会财富当然也具备差别。这样就客观产生了社会的贫富不同人群群体。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样阶级就出现了。

　　而既然阶级是客观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决定了财富分配的各异。必然构成了阶级间的矛盾。又由于这样的阶级矛盾是无法作调和的，当然就决定了阶级斗争出现。而阶级斗争就是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包含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总是利用它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阶级。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它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巩固和扩大剥削，就必然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想要求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就不得不起来反抗剥削阶级，向剥削阶级作斗争。这是客观存在于人类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毛泽东同志即是最善于利用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而引导群众有组织与团结起来，以便开展对剥削阶级最为有效、最具威慑的斗争。从而通过个体的、零星的斗争，逐步引导发展达到有组织、具规模的斗争。最终改变这种剥削社会的本质。

　　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剥削阶级掌握了社会的巨大财富资源，由于它们能掌握政权力量，能通过国家暴力机器作用以达到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的镇压。由于彼此双方的势力极不均衡，导致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往往是被成功镇压。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以下提到的各种正确方法、策略，最终领导着被剥削阶级完成自身的解放。

　　2.阶段性

　　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分阶段进行的。

　　毛泽东同志认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不彻底的。而此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却是新民主主义的了。所以，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是其性质也是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却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样就有别于陈独秀等先让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然后无产阶级再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而是必须也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阶段论”。

　　中国革命成功的实践也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论”，才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渡过了无数次的激流险关。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实际地位与其性质作了客观估计、分析，得出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为唯有对上述社会实际作出最客观准确定位，才能帮助人们认清其时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所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而由此得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而此二者是谁呢?即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敌人。”

　　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而“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纪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样的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

　　由于如此分析与定性，决定了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但是，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开展游击战争，但不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在游击战争发展起来，在我方力量壮大起来之后，又适时进行运动战，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的正规战的斗争，如此的分阶段进行的斗争，才是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

　　提及分阶段性，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将实事求是性与灵活性、现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来指导中国革命。譬如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将抗日战争科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如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而如此客观、科学地指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才是保证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必须条件。还有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有先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决策与实施，都是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须依赖基础与条件。于此，我们才能更加发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性与正确性指南作用。

　　3.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是最善于灵活运用敌人发生原则性错误而进行针对性策略斗争的艺术大师。

　　我们这里所说的灵活性，是指毛泽东同志在从事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过程中，是在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在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保持的大前提下，而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采用的高度灵活性与群众创造性的最有机、最紧密地结合运用。如前所述，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在如此情况下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就必须是多种方式的集灵活性与广泛的群众创造性相结合的革命方法论。即如抗日战争期间对日作战，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原则，但并不放弃其它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

　　譬如红军时期的井冈山斗争，由于敌我势力对比悬殊，毛泽东同志在朱聋子“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样与强敌周旋战术的基础上，结合我军实力与井冈山地区的地形、群众等因素，创造性发明出游击战十六字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高度灵活性与实用性战略方针。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即如群众创造性智慧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对日作战方法。我们知道中国汉族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其根本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强击弱。但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武装力量长期以来所处于弱势的客观现实，却反其道而行之，制定出以弱击强的指导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以相对弱势而战胜强敌的作战原则。在这样大原则的前提下，所谓的牛刀杀鸡、雷公打豆腐等毛泽东独有兵法被创造出来。而从当初秋收起义历经三湾改编后的几百人队伍，在强敌环伺的严酷现实下，在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指导下，最后以星火燎原之势而席卷中国，直至取得中国武装革命的最终胜利，此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军事战略思想正确指导是决然不可作分割的。

　　4.统战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即如中国革命如此伟大、如此具颠覆性、改变性的艰苦斗争，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是完成革命的所必须依赖基础。

　　初上井冈山之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数不过七八百人，而要使这支疲惫之师跳出强敌围困，找到一个足以立足与发展的根据地，就成为决定红军生死的关键问题。此前毛泽东同志对井冈山地区的地形与民众情况、四周处敌的具体情况都有清晰的了解，还知道山上有两支农民武装，即是王佐、袁文才领导的两支绿林武装力量。于是，能否做好王佐、袁文才的统战工作就是能否保证红军有一个落脚点的生死存亡问题。毛泽东同志单刀赴会、亲自与王、袁会面，打消了他们心中的疑惧与顾虑，后来还送给他们当时最缺乏的枪支，又帮王佐报了大仇。于是王、袁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信任、佩服到参加革命。王佐后来出任四军所属红三十一团团长，袁文才出任红四军参谋长。

　　而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为联合一切可以团结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的大目标，毛泽东同志以民族大义为重，舍弃了与蒋介石集团的杀妻之仇、杀弟之仇，而与国民党结成了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说，中国革命的统战工作，是保证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必不可缺条件。而统战工作的初创与形成、发展，此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引导、正确指导决不可割裂开来。

　　至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侵华日寇依仗武器与单兵作战能力的优势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战争掠夺，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大难临头，由于中共领导武装力量的相对弱势，又由于国民党内部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出现“速胜论”与“亡国论”的两大歧论，即使蒋系国民党也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总想通过依靠英美等国际势力达到中国抗战的胜利终结。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将逼蒋抗日变为可能，于是，即如一盘大棋在凶险情势下突然出现了转机。毛泽东同志及时抓住这一历史契机，经过中共的艰苦工作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是在农村土改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极其注重农民阶层的统战工作。比如依靠贫农，争取和团结中农，孤立地主、富农等正确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才是保证中国农村土改工作与随后的合作社、集体化发展道路得以成功实施的必须条件。

　　毛泽东思想的最明显之处，即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最实际了解，客观定论占人口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诉求。然后顺应与正确引导人民通过对政治与经济等各项诉求的表达，团结起最大多数人民，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这样的奋斗总是无往而不胜。即如毛泽东兵法，人民战争理论是明明白白表达出来的，谁都可以看到和学习，但如蒋介石那样的独夫民贼就运用不了。因为由他们代表的国民党只是为照顾极少数人利益的，其结果必然招致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与掠夺，所以，人民只能成为他们的敌对力量，而绝不能为他们所用。

　　而此，也是毛泽东统治方略的最独特与成功之处。

　　5.斗争性

　　但提及统战，决不是丧失与放弃原则的“入伙”，更不是如王明当初放弃原则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的错误主张，是右倾投降主义之一种表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没有成文之共同纲领，又没有共同之组织形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大特点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留在抗战阵营内部，又执行反共、限共、溶共政策，害怕和反对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人民民主力量，随时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因此，"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之口号，只能把共产党自己之手脚束缚起来，必然导致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之大失败。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而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斗争性并不单独体现于抗战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它更存在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与一切不合理现象，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无畏斗争，可以说贯穿了毛泽东同志一生。因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进步。我们讲，一定程度而言，矛盾的出现才是一个特定社会真实状况的客观映现。正视矛盾，面对矛盾，承认矛盾才是解决矛盾的最必须前提，但若是无视或是蓄意压制矛盾，待得矛盾积蓄到一定状态，它的爆发程度就必然剧烈。

　　我们说毛泽东同志一生好斗，但取得政权后却从不压制群众的斗争情绪，并且还能因势利导，将群众的斗争情绪引导到揭露与抵制社会丑恶现象，反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遍观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奋斗历程，与始终坚持不懈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说并不是毛泽东天生好斗，而是这个社会存在有太多的不公平，而公平正义不通过艰苦的斗争是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最初是领导广大农民阶级与遍布农村的封建压迫势力作斗争，后来运用革命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再后来又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斗争，直到建立政权之后又由于美国侵略朝鲜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直到战争停止开始了经济建设，又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私有制社会传承作斗争，再后来毅然发动文革大运动，与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变修势力，与打天下坐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作斗争。我们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都是在不停的斗争中度过，而他斗争的最终目的还无不是为了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所以我们讲毛泽东同志一生没有私敌，他树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所以，即使中国社会“特别是”之后，这个特定社会有了大肆的非毛、反毛恶风逆流，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人民心中树起的巍巍丰碑丝毫没有被毁诋。

　　6.调查研究性

　　毛泽东同志最讲究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

　　即如一九四一年三至四月间，他做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这是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干部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我们知道，正确的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而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以指导具体的工作，必须依仗对社会、对要进行工作对象的深入了解才能做出。

　　我们熟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而写。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而《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又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作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坚持自己错误见解，他们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而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而1927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这个弱点。而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与调查研究，首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再是通过实地赴湖南乡下的调查，得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乃是中国革命力量所得以依赖和可资借重的最广泛社会基础。

　　解决了革命所依赖的民众基础问题，如何采取革命方式，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必须以武装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但是武装革命是否具备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可能?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作的《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说，如果中国武装革命连理论上胜利的可能性都不具备，那么，无疑是没有进行的意义了。而只有先作出理论上的准确推理，再由此制定决心、方案，通过执行实施中的努力方能完成。

　　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中国革命的红色割据政权产生与存在是可以成立的。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地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但红色武装割据政权能够产生而且持续的必须条件还要有以下：

　　“（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中国革命的进程也促使我们明白，正因为达到了以上所要求的各项条件，所以，中国革命的火种，便能从当初上井冈山的几百人火种星火燎原至“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遍地红色火种与百万、数百万人民武装。

　　上述仅为毛泽东同志倡导与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全党大兴调查之风后中国革命的前期发展壮大过程。而后到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即使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样是这样的光辉传统所致使，遂使得每一项具体工作都得以收获成功。

　　7.实事求是性

　　毛泽东同志最讲求实事求是作风。

　　即如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困惑，是依靠国民党完成还是中共通过发动全国人民一起奋斗来得以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当时党内还有地位与影响力高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倾向代表人物，他们惧怕国民党的强大势力，妄图依靠国民党来完成革命的过程，也因而责难与反对当时中国农村已然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国民党高层的冷静分析，得出国民党必然背叛革命的提前预断。而是深入中国的乡村，与广大农民做朋友，搞农民运动。可以说，从“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便退出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他从此广泛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千山万水之间。身体力行去做“抓枪杆子”的工作。而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已有九千多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它人民军队的活动。而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了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上述即为毛泽东同志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斐然成就。

　　而当时由于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还做着妄图与共产党谈判“划江而治”的黄粱美梦。但从大革命以来，从中国的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的种种失败、腐朽、反动面目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要医治战争创伤，要发展经济，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所以，毛泽东同志才作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因为实事求是讲，国民党根本已成为中国新生的绊脚石。只有彻底推翻打到，才能还人民一个朗朗乾坤。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在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
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