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境外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用资深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说，文化传教是“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意识形态体现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一个国家存续的根本。“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境外渗透势力鼓吹和推动基督教的普世化，对我国社会提出了“文化宣教”、“文化浸透”的口号。境外宗教势力以宗教语言掩盖着西方至上的理念及其核心价值观，侵蚀了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直接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西方宗教的渗透将会广泛而深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义、资助宗教团体、挑动教派对立、发展宗教教徒等方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制造民族分裂事端。在实际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矛盾内容，将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争夺具有直接、具体、分散的特点，表面上是法人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利益，分散看是经济利益，集中看是政治利益，它关联着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宗教对华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我国城乡地区迅速升温，特别是在“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非法基督教聚会点，天主教地下教会势力，增长迅速。许多境外基督教异端如“呼喊派”等，广泛蔓延。这些自命的传教人员深入广大城乡，改变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给家庭带来紧张和冲突，造成社会分裂，否认中华文明，进一步削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介入社会与政治事务，消弱现有体制的合法性。

　　海外基督教教会作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将目标瞄准当代中国大学校园。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境外宗教势力为争夺我国思想阵地和青年学生，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阵地，通过一些境外传教士和高校境外信教师生，利用“英语角”、举办研讨会、学术交流、扶贫助学和互联网等方式、途径，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发展学生教徒，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师生信仰和危害高校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他们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更新传教途径。

　　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势必削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据学者统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约有1040个，天主教160个，基督教380个，70%设在我国的港台地区。例如，葛培理福音协会网站首先通过各种手段全面宣传福音信仰，以塑造人们形成以温和福音信仰为核心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以宗教的手段来传播政治价值符号，适度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国际基督教关注”是美国一个有各教会参与的人权组织，它“致力于援助和支持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该网站提供了大量对所谓中国“宗教迫害情况”的报道，形式分为“深度报道”、“简讯”和“新闻发布”，抢占文化舆论阵地。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的战略资源高地被几乎美国独家垄断。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美国牢牢掌控。目前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有9台在美国。所有根服务器均有美国政府授权的ICANN(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曾要求打破美国对互联网根服务器，分享互联网的管理权，但是均遭美国拒绝。美国利用其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干涉别国内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3月12日)，见《人民日报》2010年3月13日。)

　　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科技实力，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基督教、新兴宗教等利用网络传教发展迅速。近年来，境外宗教组织和机构，针对我国内地开展远程宗教培训，成为对华传教的便捷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与随意性，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传统宗教活动场所的限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监管更难。众所周知，“法轮功”就是在某些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在北美生根，通过美国某些机构传授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遥控指挥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四、应当重视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

　　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至今我们缺乏学术上的应对，科学无神论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应当告诉青年学生，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如何推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无神论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随着“宗教热”的兴起，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举例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海外基督教是如何在我国高等学府制造话语权的。当代国际基督教势力组织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和研究所，如：美国的邓普敦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和美国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旨在调和两者的冲突，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邓普敦基金会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吸引人们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参见习五一：《生物科学探索宗教神学——自然科学是当代无神论的重要基石》，转引自习五一：《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4页。)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邓普敦奖年度奖金高达100万英镑以上，超过诺贝尔奖的金额。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这种国际基督教势力制造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思潮，已经登上中国著名高等院校的讲台。如：在英国邓普敦基金会的资助下， 2005年11月30日到12月14日，武汉大学举办“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邀请四位美国基督教学者，发表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美)梅尔.斯图尔特、郝长墀编 ，郝长墀、李勇等译：《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9页。)。这个系列讲座被编辑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出版发行。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左鹏：《宗教向高校渗透的隐性形式：文化宣教》，《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6期。)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目前，一些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为在大学校园里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的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http://blog.sina.com.cn/wugshpku.2007-12-31.)。

　　我们知道，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当时，一切学科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工具，在神学的控制下，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那时，如果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为异端和无神论者，遭到残酷的迫害。如天文学家伽利略赞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遭到宗教法庭残酷审判。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科学地探索自然、宇宙，逐步打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才发展起来。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科学无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消弱了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为各种学科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作者习五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第二篇，节选自《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Kenneth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279)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苏文峰：《海外中国学人事工》，海外校园杂志社2001年版，第16页)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COM)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大卫·爱卡门博士，《时代》杂志资深记者、中国通)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 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参见该机构会刊《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发刊词)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 ，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