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六）：基督教背后的右翼势力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Kenneth 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225)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Christian Right had their hands on the policy process)”，(同上，第225页)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同上，第277页)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79)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同上，第80页)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同上，第70页)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同上，第215页)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同上，第182页)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第103页)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置。“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杨天民：《回归耶路撒冷——完成大使命的呼召》，基馨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William Martin. A Prophet with Honor: The Billy Graham Story.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1991.197)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Bernard K. Duffy & Halford R. Ryan，American Orators of the Twenties Century：Critical Studies and Source，New York：Greenwood，1987.182)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1页)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赵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赵天恩：《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评论》，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冷战”意识形态使“世界面临从未有过的各种力量和事件如此危险的汇合”，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驱动华盛顿政策的那种疯狂已经变得多么危险”。(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