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改革路线图”今揭晓》，台湾《中国时报》11月10日报道，香港星岛环球网11月11日报道，卡塔尔《海湾时报》网站11月11日报道，香港《明报》11月11日文章，美国《洛杉矶时报》11月9日报道，拉美社北京11月10日电，埃菲社北京11月10日电，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1日文章。

　　这个“改革路线图”是否是“新的”，那只要看看这个改革路线图和之前的改革方向是否一致就可以了，只要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方向不变，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新改革路线图”。而且，即便是新的，也未必就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总能从正反两个方向被否定的，通过否定，可能实现进步，也可能实现倒退。否定蒋介石，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过渡到毛泽东，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线能够让人过渡到汪精卫。

　　所谓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很有可能称为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全面改革的政策纲领。但是，无论其所要改革的范围和深度有多么大，都不必然意味着这一改革路线本身是进步的。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革完全就是复辟倒退式的改革，因而，这种改革也注定是不会有出路的。

　　有的人一方面强调“两个互不否定”，另一方面又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然而，“否定”是“改革”的前提，如果没有“否定”，如果不是因为“厚今薄古”，那么凭什么要“改革”呢?如果没有“否定”，那么“改革”就成为了无理之举，就成为了“为了改革而改革”，就成为了瞎折腾。因此，这两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且不要说“用改革开放时期否定毛泽东时代”，或者相反，单单就改革开放时期自己而言，就存在非常明显的自己否定自己的特征。我们只要拿今天的现实与邓小平理论对照起来看看就能明白，今天的现实已经完全否定了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原则，不仅丝毫没有朝着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恰恰相反，当下改革的路线完全就是在朝着资本主义和共同贫穷的方向前进的。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就是改革开放时代，而不是毛泽东时代，因此，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能够拿改革开放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而在于改革开放时代自身是否能够被否定?!那些企图用毛泽东时代否定改革开放时代的人——说到底——也不会想坐时间机器回到之前那个时代，而只是为了否定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重的当下。因此，即便不允许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改革开放时代，也并不意味着不能用别的东西来否定改革开放时代，更何况，我们恰恰能够找到充足的材料——用改革开放时代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来否定它自己。

　　从公布的“383”方案来看，这个方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方案，因而是一个以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复辟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因此，这一严重倒退的改革注定只是为一小撮人的私利服务的，注定是与13亿中国人民为敌的，因而，只要中国政府去落实这个改革方案，那么等待它们的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决心犹如“壮士断腕”。但是，究竟断的是谁的腕呢?汉奸国贼说政府改革是自我革命。主流媒体对此予以了大幅度报道。然而，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反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是官员自己的，而是全体人民的，因而我国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官员们只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现在，汉奸国贼把政府改革界定为自我革命，这样就等于剥夺了13亿人民对政府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而，在这场所谓的自我革命还没有开始前，人民群众就已经被革命了，所谓的断腕不过是斩断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手腕。从所谓的自我革命的内容来看，无非就是把原本属于13亿人民群众的权利掠夺至一小撮境内外资本家的手里，并且还强词夺理道这是“把政府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去管”。对这帮汉奸卖国官员来说，既然承认自己无能，那么就早点下台，让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上台执政。当然，也正因为这一新的改革路线图是与13亿人民为敌的，而不是顺应民心之举，所以这种“改革”才需要下如此大的决心。汪精卫投降日本鬼子时也是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的。

　　《中国新设国安委引媒体热议》，香港《南华早报》11月13日报道，路透社北京11月12日电，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11月12日文章，日本《每日新闻》11月13日报道，日本《朝日新闻》11月13日报道，日本《读卖新闻》11月13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11月12日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机构，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另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然而，外媒对国安委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对后者的关注程度，之所以会如此，恐怕是因为在外媒看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所要推进的事务是有利于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的半殖民或殖民统治的，因而不值得议论，相反，这个国安委所要从事的事情却很可能不利于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因而有必要对之大加议论一番。

　　事实上，十八大之后就已经传出了要设立国安委的消息，而且就这两天的报道来看，老江在其当政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提议，只不过当时的国内外安全形势还没有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也就没有搞成，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得中国在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因不能有效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中国已经到了日益无法承受这些损失的地步了。所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国安委终于成立了。

　　由于国安委的定位很清楚，因此也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各个国家对这件事的反应也很值得说一下。从逻辑上来说，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中国崛起服务的，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将会有更大的力量来改变目前这个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因而反过来说，目前这个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理应反对中国设立这么一个机构的决定。但是，恰恰相反，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是，美国媒体大谈国安委对缓和中美关系的好处，俄罗斯媒体更是申言国安委有利于促进中俄合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貌似反常的现象呢?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前后，美苏对中国的态度就知道了。在中国没能证明自己有能够威慑到美苏的核武器之前，美苏总是用对中国实施核讹诈，中国与美苏两国的关系都很紧张，但是，等到中国搞了两弹结合试验后，美苏就反过来开始寻求和中国缓和关系了，由此使得中国得以利用美苏矛盾来为自己谋得发展所需的空间和时间了。

　　当然，美俄之所以要淡化国安委的历史意义，说到底，还是为了安抚它们自己内部，以免中国的这一举动乱了它们的阵脚。因此，美俄在私底下也就决不可能如它们在表面上所展示的那么友好了，恰恰相反，它们会谋求更阴险的招数来破坏中国的内外安全形势。

　　至于日本的那种非常耿直的反应，那只能说，这完全暴露出日本外强中干的本质，当然，这也充分暴露出了日本的野心。

　　最后希望国安委能够早日运转起来，早日结束当下各自为政的乱象。

　　《甘肃张掖禁转基因产品引关注》，香港《南华早报》11月12日报道。绿色和平组织食品和农业项目负责人张菁赞成张掖市的举动。她说：“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传统资源，必须受到保护，防止转基因物种的入侵。”然而，那些与美国孟山都等研发转基因食品的企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却批评张掖市的禁令是“非法的”(的确是违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制定的法条)，但是，这些人却举不出张掖市违反了哪条法律!转基因食品的主要推手黄大昉说：“国务院从来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自主选择转基因产品的权力。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和服从北京的命令。”然而，黄大昉的这个逻辑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国务院最新的改革措施，地方政府是否种植转基因农作物，那完全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决定的。

　　再说，种植什么东西，那是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什么国务院的意见。即便国务院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强行推广转基因食品，人民群众也有权力抵制和反对这一祸国殃民的行为。国务院在不能充分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前提下，在国内外存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在国务院禁止向外国人提供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特别是国务院自己及其下属机关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强行推广转基因食品的做法就是在引起社会动荡、就是汉奸卖国行径、就是反人类的现行。

　　当下，鉴别一个人是否真的是爱国爱人民的，那只要看看这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就知道了，其他都是假的。最后善意地提醒某些人，不要因为搞宗派主义而走上了背叛中华民族的道路，从而让自己落得一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真理固然从一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少数人所坚持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理，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一小撮人及其走狗所坚持的东西从来都是反动的。

　　《电子商务成中国经济新增长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2日报道，法新社北京11月12日电，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中央社上海11月12日电，日本《朝日新闻》11月12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11月12日报道，埃菲社北京11月11日电，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月11日报道。

　　电子商务的作用就是缩短了流通环节，减少了企业对土地的依赖，从而降低了成本。然而，这些节约都只是给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创造了条件，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是建立在资本家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所引起的矛盾是，企业雇佣的直接从事商品销售的人员减少了，这一群体在快递公司的形式下集结了起来，或者说，直接从事商品销售的劳动者独立了出来，他们不再为某一特殊的企业做销售业务，而为所有可能的企业做销售业务。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独立必然表现为掌握着快递公司的商业资本家的独立。

　　电子商务资本是商业资本在当下这个生产力水平上的进化形态。因而，它不只是依赖电，而且依赖互联网。反过来说，如果断网或断电的话，那么这一商业资本就无疾而终了。因此，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一特别依赖最先进生产力的资本的独立性反而是进一步降低了，因而更加娇贵了。不过，这一资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租地地主阶级的利益(租地地主阶级的独立性最高，当然，这种独立性也完全是依靠军队来实现的，而与生产力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已经表现得特别明显。

　　然而，也正因为电子商务严重依赖IT产业和金融业，因此，IT产业和金融业所具有的周期性危机也一定会反映到电子商务领域。又因为电子商务本身不是扩大雇佣工人规模，恰恰相反，而是缩小了雇佣工人规模，因此，电子商务的大发展也必然只会加剧阶级矛盾。虽然中国的电子商务正处于上升期，但是，这种繁荣总不过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繁荣，因为任何建筑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上的资本的危机都会传导至电子商务领域，并且引发相应的危机，相反，电子商务领域的危机倒未必能够引起建筑在较低生产力水平上的那些资本的危机，这当然也是由电子商务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所决定的。

　　《信访改革有助于中国化解矛盾》，法新社北京11月12日电。这个标题本身就想当然地假设“凡是改革总是好的”。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坏人坏事正是通过改革才获得了诞生的条件。

　　“有报道称，中国正在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与针对这些官员的信访案件的数量分割开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扣押上访者，此举引发了官方媒体的赞誉。”

　　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逻辑。按此逻辑，地方官员之所以不能致力于解决问题，只是因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与针对这些官员的信访案件的数量挂钩了起来。然而，当初，之所以要把两者挂起钩来，还不就是为了阻止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官员被提拔上来吗?!现在，如果取消了这一挂钩，那么地方官员更加没有动力去解决问题了，更何况这些民间疾苦本身就是地方官员自己胡作非为的产物。并且，我们可以断言，一旦脱钩，那么地方官员就能够集中精力胡作非为，由此必然使得社会矛盾只会迅速增加，同时，上级机构将进一步脱离群众，其对社情民意的掌握程度会进一步下降，更不要说其对社情民意的反应能力会下降得更快这一点了。

　　因此，官方媒体对此举的赞誉不过是再一次表露了它的反人民立场罢了。如果凡事只要受到了媒体的赞誉，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什么好事的话，那么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无非就是预先假定了“媒体代表民意”这一前提，然而，从事实上来看，这一前提不仅根本不成立，而且，已经有众多的事实证明现在的媒体只为钱和权服务，因此媒体的观点根本与民意无关，而且往往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改革的逻辑的确也是中国政府的改革逻辑，即不是想着怎么通过改革来解决根本问题，而总是通过所谓的改革来粉饰太平。而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维护那些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汉奸买办集团的既得利益。

　　《发展债券市场可解亚洲“资本荒”》，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3日文章。一个被主流媒体引用到烂熟的逻辑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因而，改革匪们总是打着“引进外资”的旗号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把本国的市场拱手交由外国资本控制。但是，一个越来越难以掩盖的事实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向亚洲提供那么多的资本，只是因为亚洲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外债债主，因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亚洲“资本荒”这个问题，换言之，所谓的亚洲“资本荒”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亚洲“资本荒”这个命题究竟在什么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呢?我们从买卖美债的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只有当亚洲国家把美元资本当成是唯一的货币资本的时候，因而在只有通过引进“美元资本”才能获得“本币资本”的情况下，亚洲“资本荒”才会随着美元危机的爆发而产生出来。

　　因此，无论亚洲国家搞何种经济金融建设，只要不废除“把美元资本当成是唯一的货币资本”这个原则，那么只要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存在，那么亚洲的“资本荒”问题也就不可能获得消除。

　　美国之所以向亚洲开出“发展债券市场”这个药方，那只是因为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把本国资产债券化，从而使得美国资本能够以购买债券的方式获得亚洲的资产。然而，美国资本用来购买亚洲资产的资金又是通过亚洲国家购买美债这件事情中来的，换言之，亚洲国家用自己的血汗购买了美国势必不能偿还的债券，但美国资本却通过由发行美债筹集得来的资金购入了亚洲的真金白银式的资产，由此，在这个过程中，亚洲资产本身并没有变化，但是这些资产的主人却从亚洲国家的人民变成了美国资本家。

　　亚洲国家如果能够把人民币资本当作货币资本的话，那么就能克服掉所谓的资本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