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五十八、各省的整顿
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以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的大会。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法办三十三个“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全国许多地区推广徐海经验。 河南“刹住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之风，把双突上来的十多万人，区别情况作了处理”。 浙江“抓了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为坏头头张永生办了审查学习班”。 “这一系列整顿，沉重地打击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帮派势力”。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全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邓小平接见×××等时的谈话摘录 找你们来，就是要象××省、××省那样，把重大问题一起拿来解决，不光是解决那三个人的问题，解决派性问题、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班子要配好，才有人办事。 ××省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大批突击提干，实际上是夺权，领导权都是人家的了，全省资本主义复辟严重得很。 ××部那是最冒尖的单位，现在一搞，也理出个头绪来了，总是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总是有那么几个人要骂的，随他去骂，无非是让他骂十年。 你们军区那些人为什么不多调换一些？（×谈到×××同志的工作，希望中央找他谈谈话）要谈，要调出来，总参准备成立顾问班子，老同志调到这里来。军区的要调换，下面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也要调换。听说你们那个“×××不听指挥，……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后好了一点。这种人要撤，不撤也要降，不能放在那里。分区、武装部也要调换。 （×讲到×××同志时）调出来，或者退休。本来去××省是养老的，怎么又当上省委书记？ （×讲到有的把安排老干部说成是“复旧”）无非是讲这些人搞复辟，后台就是我。 ××军就是七个秘书专政。 民兵指挥部，××省都解决了，你们为什么不解决？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对×××同志的谈话 （你）去了，还是搞班子，反资产阶级派性，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搞。相信你去会把工作搞好，我不怕你在工作上出什么问题，就怕你勇气不够，不大胆。靠边站了这样多年，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正确吸取，不敢大胆负责，要怕就怕你这一点。×××到××省，×××到××省也不过是几个月时间，局面就改变了，主要是大胆，不怕。现在有些干部就是怕被打倒，不要怕被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不要顾虑多得很，怕这怕那就办不好事情，毛主席的路线就贯彻执行不了。 你去了，班子问题你考虑，关键是团结、使用老干部，解放老干部。有的人无非要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倒退”等等。（×：我一安排老干部，有人就说“峨嵋山幽灵和乌山幽灵结合起来了”，搞“右倾复辟了”）他说他的，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不要怕。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老干部要依靠。 （××同志讲到最近下边有许多政治谣言）主要是报上发表了评《水浒》的文章引起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江渭清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中央领导同志在同我个别谈工作时，对我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 中央领导同志说，浙江如果不把翁森鹤抓起来，安定得了吗？徐州不把顾炳华抓起来，安定得了吗？七机部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就不管你六十多岁，五十岁，老的新的都要摸，摸一下就好了嘛！ 中央领导同志说，要发动群众批派性，群众运动这点不搞不行。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有些省九号文件以来，一再错过了时机，没有发动群众批派性。 中央领导同志说，象翁森鹤那样的人只有那几个，只有那么一点力量，没什么了不起，可能有人支持。 当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落实政策时，平反后还要补台当委员。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政治上平反了，就要纳新，要提干，就是平、补、纳、提，还有官复原职，这些都要顶住。 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要补台，那就是补派性嘛，那怎补呢？ 中央领导同志说，民兵指挥部要彻底解决问题。
关于各省的“全面整顿”情况，目前收集到的材料不多。 这里，可以把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大搞“全面整顿”的情况，简单地归纳一下。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就放手大干了。他先后又提出要整党、整顿文艺、教育、科技。他派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由周荣鑫整顿教育，李先念、万里管工交。胡乔木、邓力群主管理论工作。”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9月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整顿”。” “为了与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相对抗，邓小平还组建了自己的理论班子，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来还想出版自己的刊物《思想战线》，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未办成。” “在全面整顿进行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以把整顿的成果固定下来。这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称为“三株大毒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20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
2010年7月12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2013年11月5日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