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七） 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三十七章论述了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原文可以分为几节来读。 第一节 全国多数省份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1968年7月12日）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1968年7月21日）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第二节 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派性武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