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 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 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有十二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篇不太长的讲话，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 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鉴于不久前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防部队武装冲突事件（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入侵的苏军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他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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