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八）

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八）

林彪事件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本书第三十八章论述了九大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全章可以几节来读。

第一节    毛泽东又一次南巡，提出对苏修入侵要有所准备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相当乐观。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事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第二节    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