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极左到改革极右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八九风波”之后由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的张云声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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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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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