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一、深入批判邓小平（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他检讨说：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会后，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93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谈话 周恩来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 周恩来说，“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 邓颖超说：“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毛泽东与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华国锋看望周恩来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华国锋说：“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周恩来问：“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华国锋说：“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华国锋说：“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这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王洪文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说：“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周恩来说：“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 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诬告迟群的信时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说：“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王洪文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周恩来说：“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太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大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各个领域里，主要矛盾也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在这些领域里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争论，尽管涉及了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 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大庆和大寨的主要经验，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补充检讨。 在第二次检讨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 会后，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还有一个汇报提纲。代表科技方面一条修正主义科学路线。可以抓住根本论点来驳。如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有自己钻研，要有亲自试验，才能发言。那么，列宁批判马赫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亲自试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力学，是不是也要自己去作试验来证明？主席和杨振宁辩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所谓基本粒子。是不是也要亲自去做实验才能证明。这种论点是根本上否定自然科学方面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过去在自然科学上唯心论许多都是党员，如卢那卡尔斯基。还有一种论点著名科学家不能随便批他唯心主义，恰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很多都是著名科学家，例如马赫，现在还用马赫数。牛顿也是有名的，自然科学上有名的，有成就的，很多都搞唯心主义。像这些很荒唐的论点，都放到汇报提纲里去了。 有一种论调攻击什么开门办所，管他开着关着，走着躺着，只要写出文章就行。 哲学上讲，三项指示为纲是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主席批判罗瑞卿时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告诉我们对折衰主义要警惕。折衰主义否认政治挂帅，要从哲学思想搞清楚、马克思主义讲全面看问题，和折衷主义要分清楚。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宣扬唯生产力论，反对从政治看问题，也搞折衷主义。列宁批判过。主席批刘少奇、罗瑞卿，也批判折衷主义（罗已解放，我是讲历史）。折衷主义易为一部分政治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所接受。前一时期，有时分不清楚。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但和折衷主义不同。辩证法要讲党性，折衷主义不要党性。辩证法讲重点， 折衷主义不要重点，抹杀重点。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折衷主义二者都要，但不讲政治是统帅。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纲，折衷主义就把它并列起来，元旦社论提法彻底变了一下，不并列。主流支流，辩证法讲都要看到，但不能用支流抹杀主流，折衷主义又把它平列起来。成绩缺点，辩证法要求首先分清西安延安，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还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折衷主义又使他混淆起来。用这样的事例把它讲清楚。折衷主义实际是机会主义。哲学上搞清楚很有必要。折衷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联系在一起，对立阶级之间可以调和，农民、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能调和的，折衷主义认为可以调和。 说科学院内最大危险是派性，忘记了列宁说过哲学上的党派斗争，二千年就是斗争着的两个党派。学说上也有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沈阳机电学院二张大字报，第一张说大学生和工人“划等号”，这个论点很值得注意。他们也是工农兵学员，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要做工人贵族。工人中有一部分人不愿和普通工人划等号，要做贵族。英国工党不和工人划等号，但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美国劳联、产联也是这样，也是和资产阶级划等号。工人贵族，不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工人内部的代表。普通工人、农民、每天都在进步，主席讲过，人人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每人都要改造。要做工人贵族的人放在工人之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实践论观点看，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如普通劳动者。领导常常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领导只有总结了群众经验，才能进步，才能带群众前进，脱离群众就一事无成。我们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比群众高明。毛主席总教导我们，要做群众的小学生，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智慧和力量在几千万几万万普通劳动者之中。领导干部就是要向普通劳动者学习，总结经验才能前进。 除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为什么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主要是思想和精神状态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主席多次讲，文化大革命开始有的人就不理解，就反对。实际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如反对统购统销，五六、五七、五九、六一、六二年都有。彭德怀代表地富、富裕中农。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有。对此如何讲点思想。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存在社会上，而且存在党内。三反五反，开始就是这样。有的同志看不清或看得很简单，认为革一次二次命就解决了，实际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消灭阶级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是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多少年的战斗，老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大量小资产阶级都存在，大家不是都看到了？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有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内按主席论述提的愿意改造的）还有小生产的影响，产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看不到党内还有走资派，那怎么行？二十三条就讲了，清华批刘冰，走资派还在走。问题是有的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一革就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反感，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感。总是要理解一点，要做工作，对有抵触的同志，要讲一讲。这个问题难写，能否写出来？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斯大林有一个错误，说阶级消灭了，生产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以后，斗争熄灭。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修正主义一套很容易接受。三和两全、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值得好好整一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辽宁青年》杂志记者、新华社记者报道《张铁生的新“答卷”》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报道《北大校园风雷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提高北京大学师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马天水徐景贤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邓小平出席会议，再作检讨。 会上，江青等对邓小平进行批判。 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邓小平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是夜，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２０日）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资料来源：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张春桥日记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邓 国务院、军委都开过会，分别传达一号文件全文。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讲话，邓小平同志交代他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不适宜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工作和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工作。 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代表资产阶级。 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会象刘少奇、林彪那样。但有一条，要看他是不是改。过去说“永不翻案”，这次是大翻案。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说：“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两封信都是邓小平同志送的，谁把矛头对着毛主席呢？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送了不行，第二次又送。问题一开始就很清楚。毛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要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随着清华运动的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在邓小平同志身上。毛主席说小平偏袒刘冰，就是说他是后台。 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是“三项指示为纲”。他背着毛主席，不同政治局研究，国务院也不商量，不报告毛主席，自己就讲。过去毛主席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历来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纲。他不抓阶级斗争，是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讲什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三项指示为纲，好多文章都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都批了。他不仅有这些论点，还有教育中有的也批了，科技有些也批了，批胡耀邦、李昌，实际批邓的。他在科学院汇报会上有讲话。还有别的东西。 邓在这几个月讲话很多。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老九不能走。主席根本未讲过。是对外交部的人开玩笑讲的。邓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话，讲设工程师有一大段。他说，提不提总工程师，有的说一提就是保守落后的象征，一提就修了，总要有人员，总要有责任制，要有人签名，现在很多文件没有人签名，等等。 工业20条，未拿出来，此70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 20条说所有一切专业队伍都撤掉，这样，理论队伍、民兵、文艺队伍，学理论等统统整掉。20条讲总纲，抄邓的一段话，说三项指示是一切工作的总纲。照他的看法，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他说什么“教育危机”，不读书。他就是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邓接见新西兰记者，谈评水浒。看看主席批水浒是何时。我感觉当时主席考虑就要批右倾翻案风了，邓要引开去。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49年主席提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13年之后又提，即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形势很快好转。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不熄灭，保护叛徒特务。林彪鼓吹熄灭，实际也不熄灭，搞反革命政变。邓也鼓吹熄灭，但也不熄灭，代表资产阶级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对两个阶级的矛盾看不清，资产阶级还存在，人还在，心不死，不是看到了吗？小资产阶级还存在，还在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不是也看到了吗？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是也看到了吗？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存在，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使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会产生对这些看不清？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二十三号文件已讲）。民主革命之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前进，要继续革命，一部分党员则停止不前，有的后退，甚至反对革命。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公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有反感。搞合作化就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就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在党内，就是走资派。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走资派还在走。大官当然也一分为二。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大官们利益，一定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其实离解决这个问题还很远。为这一部分人讲话，必然是走资派，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抵触。党内要长期教育，通过路线教育，使大多数人提高觉悟。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是右倾翻案的很重要原因。这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赞成，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动法权。因此，要搞清主要矛盾。 减薪，主席带头搞过两次，阻力很大。对这种思想批得不够，限制法权后来换成批判法权思想。这个问题要讲清。有一个阶级觉悟问题。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仍要革命。总是一部分人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欢喜大人物压他们，要革命，一万年也是要革命的。这些人加起来就百分之九十以上。邓要整小知识分子。我们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往资产阶级方面推，他们不高兴。 周荣鑫、刘冰得罪多数，他们要翻案，很孤立，得罪工农兵、小官、学生，一切要革命的人，所以很孤立。 还有一个普通劳动者问题。上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农民划等号，想做贵族。普通工农每天都在进步，群众每天都在进步，往往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往往不如普通劳动者，因为脱离群众。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改造，他们不要改造。实际大家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不然也可能变坏。英国工党，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做普通劳动者就触犯有些人的利益，他们要扩大差别。写右倾翻案的阶级根源，主要就说这些，同时要体现政策。 当前主要问题还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已有的成果要翻掉，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批林批孔，都要翻。进一步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刚刚提个头，有的人就很反感。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有继续深入的问题。 主席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简明哲学史要倒读，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可读冯友兰《论孔丘》，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还可读《十批判书》尊儒反法部分。这是中国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主席哲学思想，矛盾论、实践论、内部矛盾问题。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这样才尖锐有力。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要用主席哲学思想去研究。 邓把农业学大寨，比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猖狂向毛主席进攻。 部队也要一分为二，部队总有进步。林彪反党集团是少数人。但在邓眼里都是一团漆黑，什么也不行。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要老家伙出来，不讲老中青。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形成，它的来龙去脉，代表什么人，如何发展？ 这次大辩论的方针，仍是在学校、部分机关搞的，不搞战斗队，要有党的领导，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也会波及全国。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打内战。现在北大清华走上正轨，有党的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不是，比较稳妥。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接见于会泳的谈话 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习和开展辩论，要真正从思想上想点主意，不要松下来，一松就要出事。柳宗元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以三项指示为纲”，关系到否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一定要搞清楚。通过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认识，对你们有多方面的意义；一、对各厂、团、校和机关等部门的思想建设有重要意义；二、对创作思想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写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艰苦、复杂、曲折斗争的作品，很重要，也很需要。现在的革命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是直接写与阶级斗争斗争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海港》、《龙江颂》虽然写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是写与暗藏的敌人斗的。《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所以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当前我们对走资派还在走所作的斗争，就有教育现在和教育后代的意义。 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的精神。过去马、恩也讲过但都没有象主席提得这样明确、深刻。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毛主席很清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以，现在看这段语录，体会很深，很有感受。要好好学习。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张铁生在太原讲话 我们党以至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把党的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正是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远远没有受到批判，好多单位甚至都没有接触，理论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没有批判，所以，导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不清，党的班子队伍建设不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就是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变种，也可以说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大祸根。 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召乎（招呼，下同）会，我活了二十几年，这个打召乎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召乎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乎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乎。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乎。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予（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在打招呼会议四川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在一次会上，我支持了张铁生。我当时不知道是远新他们抓的。 他带了四十个人去学大寨学习，路过北京，要到清华看大字报，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谢静宜、迟群同志，她们就安排了。他到了太原，请他讲话，他点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 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他们的命根子，拚命保护；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他们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击，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的攻击。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弄清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再论孔丘其人》 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其所作所为，与孔老二的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今天，党内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们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就是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 苏修《教师报》也拚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 苏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