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一、深入批判邓小平（下）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的决定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 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才认清的。 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 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 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 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 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 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 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 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 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 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490页，最后四段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删节了）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在教育界、科技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而且在文艺界也同样煽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妄图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文艺革命搞糟了，“是路线问题”；紧跟着就有人叫嚷：“路线问题不解决，文艺要搞上去不可能。”有人还公然提出，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制造谣言，说什么：“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还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说什么：“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 他在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诬蔑这部影片是“极左”，拂袖而去。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一出笼，就指挥一些人四出活动，煽风点火，制造谣言。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现在正是时机”。又是召开翻案会，又是准备翻案材料，甚至诱逼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写诬告信，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诱逼未逞，居然又指令旁人代笔，如此等等，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真可谓猖狂至极！跟着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极左”的调门，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散播的是“今不如昔”的谬论，叫嚷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西风一吹，冷雨就下。于是，什么不能“一个形式，一个办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戏”，什么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象“紧箍咒”一样，“束缚了创作精神”等等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说什么，要是文艺都来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会造成“雷同”，“题材狭窄”，“人物一样”。 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通过大刮“业务台风”，鼓吹“白专”道路，极力阻挠和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于是，“不管黑线、红线，培养出人，能搞出东西就行”等等怪论，一时颇为流行。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 [1976] 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这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从头到尾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攻击文化大革命。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极左”的路线，并且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人由于一贯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极左”。他们所谓的“反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批林”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他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更是集中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部”“打下台”。 论“总纲”的文章秉承他的旨意，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 他授意炮制的文章宣称：“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试问，你们现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这岂不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不算数了吗？ 论“总纲”的文章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而“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们疯狂叫嚷，要打倒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迟群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当“三项指示为纲”传到辽宁北部山区的柴河铅锌矿时，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坚决顶住，并作出决定：今后不管是写文章、讲话，还是上报材料，不能用“三项指示为纲”，要提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见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去年夏天，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了上钢五厂。有人问二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位同志：“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到底对不对？”这位同志果断地回答道：“不对，这和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不符合。”（见五月十三日《文汇报》）上海星火零件厂一位团支部书记，在去年七月全厂干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反对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见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天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到“三项指示为纲”以后，觉得很不对味，既不向群众传达，更不去贯彻执行。当邓小平刮起攻击和污蔑小靳庄的歪风时，党支部脚步没有乱，贫下中农腰杆没有软。他们说：“‘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它专开对头车！”（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武汉警备区某部六连一位二十二岁的战士，去年九月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感到他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却大谈什么“整顿”，宣扬什么打硬仗就是“打钢仗”等等，是同毛主席唱反调。联系邓小平过去鼓吹的“白猫黑猫”那一套，他觉得这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毅然决然地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见五月九日《长江日报》）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吕达的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 《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穆青在新华通讯社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这期间记者汇报了音乐学院一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而我由于立场的错误对它却表示欣赏，认为这张大字报问题提得尖锐，文采也好，许多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因此便指挥记者在一篇反映文化部各直属单位讨论“创业”批示的综合内参稿中，摘用了部分内容，上送文元同志审阅。后来文元同志发现这篇稿子方向不对便扣压下来，同时也扣压了类似的一批稿件。对此我十分不满，并在少数同志中间议论过。对文元同志的意图感到不能理解。还胡说什么为什么文元同志对主席关于《创业》和评《水浒》的两个批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在文元同志扣压了这些稿件之后，我不仅没有觉悟，相反仍不死心，仍私自伙同李琴同志把音乐学院那张恶毒攻击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的大字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传送出去。 关于主席评《水浒》的批示，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思想深处是担心再开展一场运动的。因此在听到邓小平向外宾作贼心虚地歪曲主席批示精神的传达后，我十分拥护。以后，我自己也传播过邓小平制造的所谓主席读《水浒》读了三个月，发表了一些感想的说法，极力冲淡和贬低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 九月间，听到记者从大寨回来汇报后，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不妥的，不是主席的意图，新华社有责任向主席反映。供主席参阅是假，告江青同志的状是真；说维护党内团结是假，维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反击是真。目的是想在主席面前造舆论，希望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实质上是反江保邓，其错误的性质比起刘冰的诬告信来，的确更加严重。今年三月下旬，运动形势逐渐明朗，经过学习主席的教导，我感到这一错误不能再隐隐瞒下去，在一次社核心小组散会后，我和朱穆之、李琴三人谈起此事，我曾主张给文元同志写信主动坦白交代这一错误，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朱穆之说，这件事牵涉外单位的人，我们如果交代出来必然连累他们，会不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李琴则说，我们宁愿采取被动，如果人家要交代就先让人家交代去，反正此事与批邓无关，我们被动就被动。结果不但没有交代，反而订了攻守同盟，更加加重了自己的错误。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批判邓小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鬼蜮伎俩》 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和诡辩的手法，抹杀毛主席指示的阶级内容，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磨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锋芒。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用这种手法炮制出来。 他们在《条例》修改稿中，把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掐头去尾，孤零零地引了这样一句话：“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去年八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邓小平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科技界那个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急急忙忙跟着摇旗呐喊，说什么：“学大寨也好，评《水浒》也好，目的围绕把科研搞上去！” 邓小平居然公开造谣说他的“全面整顿”是毛主席“同意”、“赞成”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抓住要害 深入批邓》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条例》），集中反映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 《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篇反党文章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条例》则是邓小平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在教育战线，从这里开始打开了缺口。 一九七六年一月，由于邓小平公开表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随之转入批判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传达到全党，成为批判的锐利武器。 批判的耙子主要是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的三篇大毒草。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由右派策划的一系列反革命政治事件，以天安门广场打、砸、烧等活动为标志，把邓小平推向了与党对抗的地位。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2010年8月2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2013年11月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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