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二十九） 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本书第三十九章论述了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进行的著有成效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活动。全文可分四节来读。
第一节 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另一个是：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 ，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 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 他又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张耀祠还回忆道：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③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第二节 毛泽东、周恩来重病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这种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⑨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