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九）

第三节    毛泽东提出加速解放干部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1972年1月29日，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1972年3月5日，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1972年3月25日，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1972年7月7日，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1972年8月11日，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972年12月5日，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1972年12月，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 （“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第四节    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一九七0年六月，毛泽东约见曾教他读英文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此时下放到北京针织总厂当纺织工人），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章含之回忆说：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