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 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 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这一章的文字，总的来说，写得比较好。比胡绳的《七十年》少了许多主观臆断和偏见。 原文提到陈云恢复工作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陈云的这封信似乎中央没有向下转发，其内容至今不为人们所知，肯定决不会只有这样一句话。 原文提到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邓小平的这封信，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时，作为附件一同转发：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 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相信邓小平是真诚的悔改。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是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2005年3月31日初稿 2013年11月2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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