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读完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毛主席说，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哲学：“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毛主席认为，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苏联经济教科书就是那样先定一个概念，然后把各种各样的材料罗列出来。预设概念是很可疑的。比如说，有人看到一只黑天鹅，又看到第二只，第三只……直到第9999只，然后他下结论说天鹅是黑色的。可是，第一万只天鹅就不能是白色的吗?因此归纳法永远是有限的。应该怎么样来规定“天鹅”呢?只能够根据它在演化序列中的位置。黑格尔说：“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至少也由于没有人知道，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毛主席也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悖论往往就产生在静止的观念里(例如飞矢不动之类的悖论，无不是以静止的观念看问题)。只有发展的观点才能解决悖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轻、重问题，就是一个矛盾。苏联没有解决好，农业生产一直未达到沙俄的水平。毛主席就是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的。毛主席的社会观最重要的是动的，而不是死的模式。任何死的模式都有问题。比如说计划经济模式，有没有问题?苏联政府最后垮台，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确是官僚专制的。但是现在自由派在鼓吹什么?民主宪政。不也是个死模式?讲理想都很好，计划经济的理想也很好，官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不好?军队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实一用，就完了。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就是一个静态模式，都很好。市场上的人要想赚钱，他就得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服务你卖得出去吗?可是问题运行起来，它的毛主席病就不知道有多少!民主不是制度，而是历史进程。人民的实践是民主的基础。认识一旦离开实践(也就是离开发展)，就难免使自己陷入泥潭中。

　　苏联人为什么会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因为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希望保持现状。毛主席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