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除了杀出一条血路没有选择》、《让改革旗帜在中国道路上飘扬》等重要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决定》的战略意义与雄伟目标。其势有如春风浩荡，锐不可挡。似乎要扫除一切杂音，统一步伐，为深化改革呐喊、助威。笔者在《简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文中，简要分析了几个问题。本文笔者仅从政情观察的角度去剖析《决定》的内核，探测改革的走向。至于理论上的详细阐述，留待以后进行。

　　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交锋

　　(一)所谓“政左经右”的政治形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已经成为改革的符号，政治形势的风向标。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三中全会将要出台的《决定》进行了激烈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力图影响高层决策。本次全会之前的政治斗争围绕着国研中心提出的“383”改革方案进行，该方案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中财办主任刘鹤领衔制定。[1]值得注意的是，“383”改革方案已形成名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的读本，并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全书不久将面市。

　　各方斗争的焦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各方观点的核心分歧是要不要进一步私有化[2]。10月10日，厉以宁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在专访中他提出：评价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3]言下之意要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一句话直指要害，的确是点睛之笔。高尚全、吴敬琏等也纷纷出动，为全会改革造势。所谓“经济向右”，其势汹汹。

　　此次三中全会还有一个大背景，即持续半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斗争围绕中办九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和习总书记“819”讲话进行。斗争的焦点是宪政民主思潮，在这场斗争中，《红旗文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冲锋陷阵。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专栏8月5~7日三天连载马钟成批判宪政的文章[4]。随后公安部发力，造谣团伙秦火火、立二拆四落网，新浪微薄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抓。整个形势给人感觉是对右派形成了高压态势，不仅有舆论斗争，而且诉诸行动。这是所谓“政治向左”的根据。

　　(二)从公报到决定的政治过山车

　　公报发表后，围绕着如何解读各派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舆论斗争。在前述背景下，右翼普遍对改革欣喜若狂。而泛左翼部分代表人物对习中央抱有很大期望。公报发表之后，由于没有在公报中找到“私有化”的字眼，“公有制主体地位”云云，激进右翼感到一些失望，守成右翼认为市场化大局已定，不在乎这些冠冕堂皇的老调。股市作出了反应，应声下跌。《华尔街日报》称“亚洲股市周三走低，日经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强劲升势告一段落，此前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未能详细阐述未来十年中国的政策方向。”“中国股市对周二公布的会议公报的反应尤为消极。”[5]泛左翼部分代表人物则表达了乐观情绪，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在政策方面接受了中国左翼的政策建议”，“整体情况是令人振奋的，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是守住了底线”。[6]

　　然而三天之后，15日晚上，原定19日公布的《决定》全文打破7天的惯例提前发表[7]，习总在全会上就《决定》所做的说明稿也首次公开发表。舆论似乎发生了逆转，泛左翼部分代表人物似乎暂时失语，右翼部分代表人物大声叫好。吴稼祥在微博上写道：“认真读完决定全文，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所有重大疑难问题都没有回避，表述明确坚定，充满了无畏与智慧，必将与11届3中全会决定，13大报告并足而三，载入史册。”[8]股市也做出了新的反应，重新反弹。[5]

　　对于这种情况，外媒也注意到了。联合早报评论道：“世人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卖了个大关子：先是11月12日抛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官式公告，让改革派大失所望，又在11月15日发布一份波澜壮阔的改革决定，令大伙儿空前振奋。短短三天就让公众体验到政治风向的冰火两重天”。[9]这就尤如“过山车”一般，一会儿高峰，一会儿谷底，令人大受刺激。笔者猜测：官方很可能是意识到了公报发表后各方反应的各种错觉，于是当机立断提前公布《决定》和说明稿，以正本清源。

　　笔者还注意到，在15日当天(即《决定》公布当天)，官媒开始发表权威“消毒”文章。参与决定起草组工作的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10]这实际上提前透漏了《决定》的更详细具体的内容。作为起草组成员，杨伟民发出了权威的声音。另外，吴敬琏在《新京报》发表文章，紧紧抓住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进行解读，称“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我们将要建立的2.0版的市场，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11]

　　(三)可以预见，围绕公报和《决定》的斗争还将继续，只是斗争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白纸黑字”，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旦做出，就意味着“万事俱备，只欠落实”了。

　　二、《决定》开启全面改革新时代

　　(一)盘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不同寻常之处

　　11月12日公报发表的当天，笔者注意到习近平亲自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这是此次三中全会不同于上两届三中全会的地方。上两届三中全会，担当《决定(讨论稿)》说明任务的是时任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回良玉。由最高领导人亲自作说明，凸显了这次决定的非同寻常。11月1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题为“三中全会《决定》说明首次公布”的文章，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信息，值得玩味。[12]文中介绍：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接受北青报采访时介绍，十六、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是由分管具体领域的中央领导作说明。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改革”，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作说明，凸显了改革的权威性。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也表示，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的公报，这是首次由总书记作《决定》说明。[12]

　　11月15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习近平的《决定》说明稿。《决定》说明全文达一万余字。据北青报记者查阅新华社数据库发现，“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中全会《决定》说明首次对社会公开。”[12]

　　从《决定》说明中，我们还知道习近平亲自担任《决定》起草小组组长，刘云山、张高丽担任副组长，这也是这次全会的非同寻常之处。11月18日，新华网按惯例发表《决定》诞生记的通稿，称“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担任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人，彰显了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重视。”[13]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担任起草组组长的是时任总理温家宝[14]，十七届三中全会由副总理回良玉担任起草组组长[15]。根据新华社披露的决定起草情况，这个起草组组长绝非挂名，“逐条、逐句、逐字，习近平总书记对文件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都认真审阅，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倾注了大量心血。”[13]根据政治运作的惯例或常识，“谁起草谁说明谁主导”，可以预见，最高领导人将担任改革小组组长。

　　此外，这次起草小组的规格极高，的确称得上“顶层设计”。据报道，“而此次文件起草，由习近平亲任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除此之外，由两位政治局常委担任副组长，小组中有五个政治局委员。一般文件起草组在2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30人。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总共60余人，其中，副部级级别以上官员的占了小组成员一半以上，仅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有10人。小组中分为经济组等四个小组。文件起草成员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学者。仅中央政策研究室就有10人参与了文件起草。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成员，被要求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不能对外界透露文件起草过程中的信息。”[15]

　　以上几点足以说明这次《决定》具有最高的权威，说明这一轮改革的不同寻常，说明这一轮改革将具有深远影响，其历史地位足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92南巡相提并论。正如新华网文章《中国聚焦：35年，中国改革再出发》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传递出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明确改革方向，凝聚改革共识，做出重要的改革决定，解决中国今后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16]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与习中央内部具有更大的改革共识有极大关系。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各种事实，是希望泛左翼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史无前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次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改革小组)，的确是史无前例。如果说起草小组负责制定全面改革的纲领和方案(即《决定》)，那么中央改革小组就是负责《决定》的全面贯彻落实。正如《决定》起草小组成员杨伟明指出的“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总体推进、督促落实，这就是组织保证。”[17]杨伟民讲得比较概括，另一名起草小组成员张卓元直接挑明这次领导小组的成立是吸取了2003年的经验教训，他认为“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分税制，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专门去找18个省份负责人逐个谈，政策落实效果不错。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政策通过文件发到地方，中央也没有专人督促检查。这次领导小组的成立是吸取了2003年的经验教训。”[18]

　　改革派一直认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以失败告终。例如，张维迎认为过去十年对于改革来说是“失去的十年”。[19] 2013年9月，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黄志浩在一份前瞻性报告中把失败教训归结为三点：“宏大的政策目标须有详尽的规划细则支撑;执行机构(国务院领导班子)必须紧密参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层之间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20]其落脚点正是改革的执行力，看来成立中央改革小组确保执行力已成习中央的共识。

　　另外，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市委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抓好本市重大改革措施的组织实施。”[21]刘云山指出“为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并尽快投入工作，为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提供有力指导和保证。”[22]可以预见，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改革小组组织体系将逐步建立起来。[23]

　　(三)历次改革与重大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词响彻云霄——“解放思想”。的确，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打破头脑中的条条框框，才能冲破传统意识形态设置的禁区，最终才能不问“姓资姓社”。因此，历次改革取得进展都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有关。纵观改革35年的历史，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有清晰的足迹。例如，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这次全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被视为“重大理论突破”，不可小觑，意义非同小可。笔者认为，对《决定》的任何解读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习总在《决定说明稿》中做了很好的说明[24]：

　　“第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言下之意，市场从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走过了20多年，现在终于迎来了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这样的话从习总嘴里说出来，其意义之重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三中全会将开启全面改革新时代。这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时间会检验一切，笔者在此暂不对具体的改革措施进行分析，只须指出，所谓市场化即私有化的代名词耳。

　　(四)再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

　　笔者在《简评十八届三中全会》[25]一文中提出：成立国安委是为全面改革保驾护航。大公网的评论文章形象地把国安委称为“安全之盾”，认为：“尽管与历史上多次会议一样，这次三中全会对各界期待的各项改革没有具体描述，却布下了两颗最关键的棋子——在这场将持续十年的改革攻坚战里，国安委专司守卫，是国家和政权安定之盾，而改革小组则司进取，是改革攻坚的利剑。”[26]

　　目前，关于国安委的部门组成及人员名单还没有公布。笔者仅根据一些公开报道作点分析。其实，早在今年5月，有关部门即通过港媒爆料，称：

　　“中国正在推进组建负责情报、军队、外交、公安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与美国总统直属咨询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相似的机构。”“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常设机构中，该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负责筹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参与筹备。”“习近平将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创立方案，获得通过后将于今年年末正式成立该机构。”[27]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政法委的构成部门：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政治部。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构成：中宣部、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国台办、港澳办、国新办(外宣办)、国侨办、中联部，总参谋部。[28]其中，中央政法委负责对内安全即维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负责对外安全。从部门构成的角度分析，国安委实际上是把这两大机构揉和在一块，一内一外。总之，国安委将成为维稳的最高机构，不要忘了，发展是硬道理，而稳定压倒一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安委剔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因为三中全会重申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所谓的渐进式司法独立的倾向，当然这种改革是渐进的，不会一下子到位。

　　(五)新一轮改革的新权威主义倾向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习总将担任国安委主席(或主任)，笔者认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届时习总将很有可能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中央改革小组组长五职，其名义权力超越了前两任。对于当局来说，为了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这种安排实在必要得很!政治威权化、经济自由化，这是邓氏改革的真义，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谓“政左经右”的实质。正如纽约时报引述萧功秦的观点所说的：

　　“中国需要一个支持市场经济的强人，能压制政治上的反对声音，同时能带领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习近平通过有意识地模仿邓小平，吸收了这种新威权主义观点，共产党元老邓小平曾在20世纪80年代主导经济改革。”[29]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不安排总理参加起草小组的良苦用心，当然不厚的倒台就更好理解了。

　　早有外媒指出，中共对新加坡模式兴趣浓厚[30]。称“中共领导人早就开始关注新加坡的经验，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李光耀如何在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现代化高效国家的同时，确保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排除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样板的可能性。”全会结束后，张庭宾提出“本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与新加坡模式有颇多相合之处”[31]。新加坡“模式一句话可以概括：经济上相对自由市场化，而政治上高度强势集权。在经济上，它是自由贸易港，无论各国资本都得到同等保护，按照统一市场规则竞争;在政治上是集权而强权的，长期一党执政，李光耀作为总理执政新加坡达32年之久，其子李显龙是现任总理。”对比之下，其观点颇值得思索玩味。

　　全会重申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大自信岂是儿戏?只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能走得通吗?

　　三、《决定》接受了谁的建议?

　　《决定》接受了谁的建议，这个问题本来是比较清楚的，没有多大争议，可是被某些人一搅，似乎变得模糊了。笔者仅举数例，看看事实究竟如何。

　　早在今年5月初，高尚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32]。11月14日，高尚全接受凤凰网访谈时，又概括了他当时提的三条建议：

　　“我向中央提的建议主要有三点：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什么?建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致的。”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总体部署，要有蓝图，要有突破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这5个领域的改革，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描绘。”

　　“第三，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什么要成立?因为现在的改革涉及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容易改的过去都改了，现在要啃硬骨头，没有一个权威的、高层的机构不行。中央多次提出改革要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谁来总体设计呢?只有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有这样的权威性，一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二是搞统筹协调，三是督促检查。”[33]

　　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称厉以宁国企改革建议被全会采纳，报道称“厉以宁在京发布新书《中国双重转型之路》，书中提出设立国家资本投资基金，此前厉以宁也多次提出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与刚刚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对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表述基本一致。”“厉以宁曾撰文建议国资委从直接管理企业，改为按照行业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以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34] 厉以宁还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决定中没有太多细则，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决定同样也没有具体措施，因此细则会“陆续见分晓”。从公报到决定，我们已经震惊了一次，从决定到细则，会不会再震惊一次?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泛左翼所主张的诸如：不要搞国企私有化、不要搞土地私有化、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党要领导改革、要促进共同富裕、不搞宪政民主，等等也算政策建议的话，那么《决定》中还真包括了这些观点。人民又一次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