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二、“毛泽东的一次重要谈话”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和华国锋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蓉等人。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除了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收录以外，其他有关党史、毛泽东的正式出版物，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加以回避。 据说这次谈话是叶剑英最先传出来的。以后，网络上有文章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时否定了毛主席有这次谈话，毛远新也否认有这次谈话。可是，新华社网站今年又发表了一位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女服务员亲身参加这次谈话（翻译别人听不懂的毛主席的话）的经历。事实究竟如何，尚待档案的解密。 附录： 李海文：《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 胡绳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所作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原文如此），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传1949—1976》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过程及结束。 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和共鸣。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那时思想活跃，作风民主，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 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 胡绳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并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这段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重要史料，被广为引用。在传播过程中，这段话不断地被加长。所以，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的内容超过胡绳所引用的内容。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这段话的重视。在众多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常常引用这段话。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引用上。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 胡绳回忆：“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对毛泽东这段话的考证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 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该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在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说法不同。我们期待记录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生平的最新年谱的出版。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由叶剑英讲出来的，他不止一次讲过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泽东对叶剑英讲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等讲的。陈晋在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党史博览》2013年03期
所谓毛泽东的一次重要谈话，按照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应作如下的解释： 第一，毛泽东为自己的一生作了“定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第二，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高度概括：一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件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毛泽东对前一件事的评价：“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完成了三项任务：其一，与蒋介石斗争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其二，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其三，打进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任务中，党内，主要是领导集团中，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但是，作为国家统一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第四，毛泽东对后一件事的评价：“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行了三大工作：其一，社会主义改造；其二，社会主义建设；其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概括中只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省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呢？这是因为，任何国家革命成功以后，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方面的任务和方法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很少有人懂得：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特别是上层领导集团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听到这样的分析，能不叫人大吃一惊吗？党内党外、上层下层谁不在高喊“文化大革命好！”“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第五，毛泽东交待后事：“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作为遗留任务交给下一代的也是两个：一个是国家统一；一个是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 第六，毛泽东明确指出身后局势的几种可能性：和平中移交或者动荡中移交、甚至是血雨腥风中移交。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通过叶剑英的口传播出来的所谓毛泽东的一次重要谈话，其含义在于： 第一，证明毛泽东的前半生是值得肯定的；毛泽东的晚年是应该否定的。只作了文化大革命一件事，而且“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第二，证明毛泽东“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三，证明一九七六年搞的十月政变是有根据的、必要的：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身后局势的几种可能性：和平中移交或者动荡中移交、甚至是血雨腥风中移交。
1976年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了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大家可以将毛主席的这些话，同流传甚广的那段出自叶剑英之口转述的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根本不可能引伸出他们的那些含义。
2010年8月23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2013年11月25日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