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三十一） 批林批孔、筹备四届人大、学习理论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四十一章论述了一九七四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和筹备四届人大的活动，以及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全章可分为四节来读。 第一节 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 一九七四年元旦，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 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一·二五”大会前后，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 ，追查所谓“蜗牛事件” ，《解放军报》变相停刊等等。 “一·二五”大会一结束，江青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 ，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 。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 ，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他对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 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要外交部撤回报告。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 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 第三节 加速解放老干部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周恩来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 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宣讲儒法斗争。王洪文批评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④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