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由于我在上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写的专栏题目是《“三中全会”与核潜艇》。结果在杂志面世后的11月15日，也是公布“三中全会决定”的那天晚上，我分别在CCTV和凤凰卫视连续做的两期节目中，主持人都问到了中国核潜艇的问题。由头当然是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即将公布的一份报告。在做前一个节目时，我说美国国会关心的未必是中国的哪一型核潜艇性能如何，而是这型中国核潜艇性能折射出来的设计和建造能力。而在做第二个节目时，由于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景象，使我不得不在节目中提到了刚刚发生不久的“网购狂欢”。

　　11月15日晚上22点多，我从苏州街由西向东前往凤凰卫视所在的凤凰会馆。晚上的气温已经有点儿低了，那条被命名为人大北路的小路上基本没有什么行人了。快走到凤凰会馆的门口时，我看见路边上靠墙的空地上堆满了网购的商品，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那里守着。我立刻就想到了11月11日那天支付宝销售额达350亿元人民币、商品上亿件的“网购狂欢”。因为时间还早，我上前问那个小伙子是不是等着路两边的大学里的学生来取商品(路南是人民大学、路北是首师大初等教育学院)?小伙子笑笑说：有退货的也有取货的。我问他收入怎么样?他说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

　　直播开始后，当主持人问到美国国会报告中提到中国新型核潜艇对美国的威胁时，我说，核潜艇等武器平台仅仅是战争潜力的一个元素，而刚刚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网购狂欢”，也是战争潜力的一部分。美国人一定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评估中国战争潜力的要素。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其实，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的就是后勤。根据目前北约标准代码推算，涉及战争的物资已经达到了3000万种以上。虽然每次战争不可能把3000万种的作战物资全部用上，但是几十、上百万种的物资是会涉及的，这就要求战争后勤有充足的仓储、物流和分拣人员在短时间内，为作战提供包括武器零部件在内的作战物资。而11月11日的“网购狂欢”，以及随后的商品分发、配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次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时后勤演练，甚至运输工具、分发场地都是非标准化和临时利用地形地貌选择的，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双十一”后，各快递厂商迅速投入商品配送。

　　现在再回到上一篇我写的《“三中全会”与中国核潜艇》一文。那篇文章的主旨是探讨中国未来能不能走上一条“边强边富”之路。事实上，当中国1982年首次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用改装了的常规潜艇试射准备装备在核潜艇上的模拟弹道导弹)，那时中国甚至还没有一家超市。到了1983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79年前的30多个一下子增加到了120多个。为了更方便地为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提供服务，在北京三里屯的北使馆区才有了第一家超市，供应的商品也从300～400种增加到了2000种。此后，随着中国尝试着从“先强后富”之路转型走“先富后强”之路，虽然核潜艇的设计工作停顿了，但超市服务却从只为外国人服务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超市的商品也从几千种增加到了几十万种。至于到了30年后网购井喷式地出现，到底有多少种商品恐怕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有了核潜艇也有了丰富的商品供应，是不是就证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边强边富”之路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回到11月15日晚上公布的“三中全会决议”和三个小时后我看到的那个为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商品的小伙子。如果说那个小伙子平时是传递“富”的一个环节，那么战时他会不会像60多年前的“支前民工”那样用小车和扁担帮助解放军打赢“三大战役”呢?当年的“支前民工”大都是刚刚分到了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普通农民，而现在政府能给像那个小伙子一样的农民工什么呢?如果说他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城里找到了一份为电商配送商品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农村加入的“新农合”能不能与城市的社保医疗体系接轨呢？他们一旦在城里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能不能通过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转为在城里的生活、居住的支撑呢？同时，国家是否能在战时利用财政杠杆快速为网购物流升级呢？要想知道这些，恐怕还真要仔细研读刚公布的“三中全会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