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粮食法（草案）》致国家安全委员会

　5、部门法很不完善，需要制订一份针对转基因的大法

　　既然根据现行法规，卫生部不负责转基因的安全问题，农业部又无公信力可言，我们建议将此工作交给国家安全、军方、环保部等部门来负责。

　　我们认为，农业部下属的咨询机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黑箱操作，已经广受诟病，并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个咨询机构颁布安全证书的资格应该取缔。咨询机构本来就没有颁布这个证书的权利。

　　我们建议在《粮食法》、《食品安全法》中写明：转基因的育种工作交给农业部门，但是转基因的安全审批、管理工作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国家安全、军方、环保部等部门的专家、公众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也可以吸收农业部、卫生部的代表参加。

　　我们认为，农业部的部门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列》是很不完善的，需要重新制订一份针对转基因的大法。

　　6、更多立法方面具体问题

　　更多立法方面的具体问题，参见第三章第2节“农业部承认转基因立法漏洞很多”。

　　二、为什么必须立即停止推广转基因食品?为什么已经审批和生产的也要暂停?

　　1、转基因技术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

　　①转基因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

　　目前的转基因食物产业所基于的“科学”，是已经过时了的生物学理论。转基因技术刚出现时，生物学家以为，真核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的基因编码规律与原核生物(如细菌)是一样的，即：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按这一传统的遗传学模型，生物学家曾估算：人体中的蛋白质约有十万个或更多，因此他们预测在人类DNA中的基因约有十万个。

　　而在2000年6月26日，整个科学界在震惊中发现：人类基因总共只不到三万个。更令人困惑的是，比人低等得多的杂草却可以有二万六千个基因。那么，大多数基因都不只编码一个蛋白质，有些基因可以产生许多许多不同的蛋白质，比如果蝇，它的一个基因可以产生(38016)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

　　人与杂草间的特性、功能等等有那么巨大的差异，而在基因数量上却并没有呈现出数量级的差异，那么一定是有些什么东西错了。“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的蛋白质”的理论是错误的。

　　在这一更新了的分子生物学模型面前，转基因食物产业的主要根基动摇了!

　　而中国的有些转基因专家，在2011年的今天，还在用上世纪80年代对于原核生物所适用的基因学理论来认识真核生物(包括农作物、动物、人)。他们的知识更新跟不上时代发展，由此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现实实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科学家曾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到猪的身上，目的是要制造出极快速生长的猪来，可没料到，所产生的小母猪居然没有肛门。科学家又制作了转基因酵母，目的是增加酿酒产量——但很惊讶地发现：这种酵母中原有的一种自然毒素——可能致癌的因子被意外地提升了40到200倍。这个实验的研究者不由得感叹：“看来公众对转基因食物的恐惧是有道理的……”他们指出，在这一实验中，还并没有转入任何异类基因，而只是——将酵母自身的基因多转了几个拷贝进去……[3]

　　②我们吃下去的不只是维他命、蛋白质和能量，还有基因调节因子

　　2011年9月，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的团队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细胞研究》上，颠覆了转基因安全的神话。“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

　　美国《环境科学》杂志为此刊文指出：“植物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能调控人体生理过程，这一发现也说明人体是高度综合的生态系统。张辰宇说，这一发现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共同进化机制，即某一物种的基因改变可以触发另一物种的改变。比如，人类开始驯养奶牛之后，机体才开始进化出消化牛奶中的乳糖的功能。人类培育的植物，有没有可能也在改变人类呢?张辰宇的研究又一次提醒我们，自然界中没有孤立的存在。”

　　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为此刊文《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该文指出：“如果该研究通得过科学的评审——这是关键性门槛——它将会颠覆许多领域的研究。它意味着，我们吃下去的不只是维他命、蛋白质和能量，还有基因调节因子。”

　　张辰宇教授的研究颠覆了世界最大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公司的理论基础，孟山都公司宣称：“测试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安全性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这是个有利于商业的说法，其理论依据是1960年前后的遗传学，即“中心法则”遗传学，中心法则假说是：DNA主导细胞，从DNA到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单方向运行的指令控制链。”但是真实的世界却是，除了DNA，微小RNA也参与到生物的进化当中。

　　该论文指出，孟山都和其它公司用“敲除”某个RNA的方法，可以开发出杀虫转基因植物，既然RNA(核糖核酸)干扰原理可以用于杀虫，那么这个能致死昆虫的生物学机理，在人类身上应该也是同样存在的。

　　张辰宇教授的研究成果理所当然遭到孟山都和国内外转基因集团的嫉恨和攻击。张辰宇教授郑重声明，如果他有一长两短，肯定是孟山都及其相关人员下的毒手。

　　2、国内外转基因的危害现象，国人的身体素质呈现下降趋势。

　　世界上已经发生多起转基因危害事件，世界各国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还远未达成一致。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和机构均对转基因粮食持质疑态度。美国虽然是转基因粮食生产大国，但是也未将其主粮小麦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其所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在本土主要用于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再就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国。

　　而我国专家在进行了3个月的小白鼠试验之后即宣称转基因主粮和喝水一样安全，并力推要在3至5年内将转基因主粮推上中国人的餐桌。这种态度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①国内外的转基因安全危害事件

　　2009年05月美国环境医学学会发表声明强烈建议不要给病人食用转基因，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报告指出：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为病人治疗安全和公共健康安全，我们(该机构)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我们号召成员医生特别注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病人的临床记录，做好数据收集整理;我们要求所有食品都标明是否是转基因食品或含有转基因食品。该机构还要求美国政府尽早实现所有食品标签都遵守法规、都明确标记是否为转基因食品，不能对所谓传统食品严格要求标签标记、而对转基因食品特殊照顾、让其逍遥法外。[4]

　　2012年9月19日，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率大幅度上升。文中附有照片，大鼠身上长满肿瘤，肿瘤和大鼠的脖子差不多大。试验结果一公布，引起全球关注，将转基因争论推向高潮。

　　转基因公司声称转基因毒素在肠道中己被分解，但是加拿大科学家的研究却发现，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孕妇和胎儿血液中含有转基因毒素。93%(30名孕妇中的28位)孕妇的血液中检测到转基因Bt毒素。80%(30名孕妇中的24位)孕妇的脐带血中也检测到Bt毒素。在非妊娠检测组中，69%(39位未孕妇女中的27位)血样中检测到毒素。[5]

　　2013年10月21日，“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ENSSER)发表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没有科学共识”的公开声明，在结尾处特别强调指出，“在转基因作物安全领域，从整体上来看，科学研究的结果存在微妙性和复杂性，并且常常相互矛盾或者不确定。此外，这些科学研究结果还受到研究者的选择、假说以及资助来源等干扰。......对于我们食品和农业未来的各种决策，不应该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有共识’这样一个误导性的、歪曲性的声称。”

　　食用转基因玉米饲料的母牛，在德国黑森州实验农场非正常死亡;使用转基因饲料的鸡的死亡率比使用自然饲料的死亡率高出两倍;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50%，巴西出现同样状况; 被长期认为“安全”的转基因玉米，其效果并非如推广者说的那么理想，例如，菲律宾食用者出现了皮肤、小肠和呼吸系统的异常反应。[6]

　　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研究所科学家伊琳娜·艾尔马科娃博士研究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食物的老鼠，其幼鼠一半以上在出生后头三个星期死亡，是没有食用转基因大豆老鼠死亡率的6倍。[7]

　　2001年9月， Epicyte公司，研发出避孕玉米，生物科学家宣称这种杀精玉米是对世界人口问题的一大贡献，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2004年5月，美国Biolex公司收购Epicyte公司，从而掌握了杀精玉米的转基因技术。此后，杀精玉米的话题从媒体上消失，变得讳莫如深。[8]

　　2010年4月15日至6月5日，在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的环境危害防御活动中宣布了一项独立研究的结果。科学家已经证明：转基因生物对哺乳动物是有害的。研究人员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将失去繁殖能力。实验由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联合进行。Alexei Surov博士说：“我们将仓鼠分成若干组，在笼中成对以普通食物喂养。我们在第一组不添加任何(豆类)食物，另一组(加)喂非转基因成分的大豆，第三组的含有一些转基因成分，第四组喂大量的转基因食品。监控它们的行为、体重变化以及产仔时间。起初，一切顺利。但是当从幼仔中选择了新的并继续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喂养时，我们注意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这些子代仓鼠成长缓慢，性成熟缓慢。当他们生出下一代仓鼠时我们称其为第三代。用转基因食品喂养的仓鼠没有生出下一代，这证明它们失去了生育能力。” 科学家们还发现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危害。第三代仓鼠的口中长出了毛发。[9]

　　转基因的附带产品，草甘膦、草铵膦农药等，已经被科学证明，与癌症、生育缺陷、帕金森等疾病都有一定关系。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安全、物种安全、人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在菲律宾，转基因玉米已经有10年商业化种植的历史。在种植转基因玉米地区，菲律宾的“农民和科学家联合支持农业发展”(MASIPAG)组织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进行了调研，其中农民讲述了他们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新的害虫出现，土壤流失，玉米物种污染，以及人畜的健康问题。农民还发现，因为失去了传统的种子，也因为周围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影响，回到传统的或生态友好的玉米种植模式非常困难[10]。

　　根据美联社报道，在阿根廷，种植转基因作物喷洒的农药及农药成分漂移，进入水、土壤、学校、家庭，给农民和周围居民带来了危害。在种植区的调查发现，那里80%的儿童血液里有农药成分。在圣特婓，癌症发病率是全国的2-4倍，在查坷，出生畸形是10年前的4倍[11]。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②国人的健康状况堪忧，青年人的身体素质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新生儿出生缺陷剧增

　　中国妇联执委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数已超5000万》。类似的报道层出不穷，《南京捐精者合格率仅三成》，《广西在校大学男生精液抽检过半不合格》，《我国每年新增胃癌40万，占全世界42%》，《黑龙江大豆协会：转基因与肿瘤高度相关》。

　　而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也呈现剧增趋势。1996至2010年剧增70.9%。先天性心脏病的增长幅度更为可怕，1997年居出生缺陷第五位，2005年以来连续八年“夺冠”居首位，占所有监测发现出生缺陷病例26.7%。卫生部《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表明：“2011年全国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为2000年的3.56倍”，可谓是暴增!

　　中国医学界学者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剧增的看法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先天性心脏病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属于基因遗传病，是由多个易感基因的改变并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引起的”，列出的“环境因素”包括“有机溶剂、杀虫剂、农药、除草剂”等。

　　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剧增、国人身体素质的下降，和我国非法种植和流通的转基因有多大关系却不得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公众要求更为权威、客观、公正的实验，要求科学家具备真正的科学态度。国家机构、科学家如能对此做一番全面、系统、客观的研究，不仅于国于民有利，还能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家机构组织起这样的大调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卫生部2011年拱手请“默克雪兰诺公司在中国做首个全国范围不孕不育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政府和机构不来做这样的调查，却拱手让国外公司来调查。这不仅是国家的耻辱，还可能造成国家和国民的灾难。

　　外国机构在调查过程中，不仅可以对国人的健康状况做调查，更可以对中国国民、种族的基因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在基因武器已经面世的时代，卫生部拱手请外国公司调查的行为可以说是相当无知。

　　3、中国不具备推广转基因的自然环境基础

　　美国政府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但美国政府有个底线：严防转基因作物侵入现有的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美国有充足的耕地，保证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分隔开来。一旦转基因作物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弃时，美国还有足够的天然农田养活全体国民。美国法律规定，转基因农田与天然农田之间必须有500米的隔离带。而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这样的法律的条件。

　　中国是小农经济，全国有数亿农户，且农户与农户之间耕地完全在一起，只要一户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临近的其它农田必定被基因漂移所污染。一旦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推广，就无法回头，因为天然的农业系统已经因为基因漂移而污染了。中国一旦展开转基因作物种植，势必无法控制，无法监管。全国都将沦为转基因作物。

　　中国杂交水稻的基础即是生物多样性，没有水稻的生态多样性，就没有杂交水稻的成功。

　　现实的例子已经摆在这里。中国国内已经无法找到非转基因的木瓜种子，原因是国内某些科研机构将转基因木瓜种子外流，转基因木瓜通过花粉传播，污染了非转基因木瓜，导致目前国内再也找不到非转基因的木瓜种子。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将转基因木瓜合法化。

　　4、转基因技术并未开发出增产基因，抗虫性能也导致耐药性，反而是传统的杂交水稻、能留种的超级稻实现的产量的剧增。

　　①转基因育种并不增产

　　推广转基因的科学家一般讲两点：

　　第一点是所谓“增产”。事实上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转基因所谓的增产只是“虫子不吃，所以增产”。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基因。

　　第二点是所谓“抗虫基因”。转基因抗病虫作物一旦推广，可能像抗生素导致耐药性一样，因病虫的适应性进化而导致生态灾难。享誉国际的科学家组织，“科学家关注联盟”，于2009年发表了一个全面评估美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作物增产效益的报告，指出多年以来，大量投资于转基因科技，结果效益不彰。另外，从2008年开始，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区，普遍的发生了抗除草剂超级杂草、二级虫害为患等严重问题，许多农民深受其苦，纷纷改种非转基因作物(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2日的报告)。

　　中国转基因棉花也是典型的代表。转基因抗虫棉，在2001年～2004年刚推广的头几年，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农药使用量下降，种植成本下降，亩产总量上升。但是近来，却被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称为 “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在第四年开始加大并超过常规棉;二是其他病虫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三是棉花质量越来越差，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转基因棉花衣分率下降到34%左右，低于常规棉[12]。

　　更多内容请参考第四章《加强传统育种，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传统农业，并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②常规育种的高产量

　　云南超级稻亩产977.07公斤，连续三年创世界纪录，远超转基因水稻，且能留种#FormatStrongID_57#

　　云南省育成的常规超级稻后备品种“楚粳28号”，2011年大面积推广种植，平均亩产达977.07公斤。该品种百亩平均亩产已连续3年突破大面积(100亩)亩产950公斤高产纪录。2011年“楚粳28号”在云南省的推广种植达180万亩。专家验收组认为，“楚粳28号”抗稻瘟病、白叶枯病，米质分析达国标优质米一级标准，是一个高产、优质兼顾的水稻新品种，有望成为继我省第一个常规超级稻“楚粳27号”之后的第二个常规超级稻品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开斌的粳稻杂交系列从1做到了28，不属于三系，可以留种再植多年。

　　云南试种超级稻品种“宜优673”[14]

　　据了解，作为中国超级稻后备品种“宜优673”，是一个广适应、超高产、米质优、抗稻瘟兼顾的新品种。

　　谢华安院士科研团队针对福建山地气候特点，探索航天超级稻作再生稻栽培的示范推广模式。2004年8月，在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101.1亩连片示范田，航天育成的“Ⅱ优航1号”作超级再生稻栽培，头季百亩亩产928.3公斤，10月再生季百亩单产521.4公斤，全年两季百亩平均单产1449.7公斤，提前实现中国超级稻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百亩片两季单产1200公斤以上的2011年产量指标。

　　专家认为，这种提高复种指数、节本增效的超再生稻栽培模式，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西南的单双季水稻混作区，具有推广意义。

　　云南绿色超级稻前景灿烂[15]

　　“不打农药可抗虫，少吃化肥也长壮，没有雨水照样活，我们要种的就是这样的超级稻。”云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省农科院副院长戴陆园研究员的一席话，道出了云南绿色超级稻选育的目标。

　　“绿色超级稻‘云光109’育秧和移栽都很省工，每亩比常规品种节约4个工日，施肥量较常规节约20%，平均每亩还增产80至100公斤，农民相当喜欢这个品种。”嵩明县种子站站长陈远伟说。去年，“云光109”仅在嵩明县就推广了1005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12.42吨，今年示范推广面积迅速增加到1340公顷。

　　多育绿色稻种，加快示范推广。云南正以节水抗旱、减药减肥、生产健康稻米的新理念，推动着水稻生产的增产增效，为环境保护和农民节本增收，倾尽着科技支撑之力。

　　5、国内转基因争论趋向白热化，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必须慎之又慎。

　　转基因问题事关全民族的生命健康安全，是毋庸置疑天字号大问题。转基因的大辩论过程，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漏洞和风险。在这些漏洞和风险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推进转基因，将为已经很激烈的社会矛盾再增添一把大火。为中国社会稳定起见，应立即停止推广转基因食品，已经审批和生产的也要暂停。